北京城营建的主题和布局，是中国三千余年都城建设的总结。中国古代都城的主要形制是方正型，《周礼·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它包括四项相互联系的原则，即城垣方正，街道齐整，祖社朝市，布置对称。都城呈方形，每边九里，旁开三门；城中的道路，纵横各九条，路宽可以九辆车并行；左翼是祭祀皇帝祖先的太庙，右翼是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前面为皇帝治居的宫殿，后面为人们交易的市场。这种规制严整的都城方正型理论，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在都城规划与建设上的体现。
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一样，古都北京也有其文化特征。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北京历史长河的源头，可上溯至70万年前洪荒时代的北京人。自公元前11世纪以来，北京曾先后13次为都，分别是在蓟、燕、前燕、大燕、刘燕、辽、金、元、明、大顺、清、中华民国（初期）时期，如今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古都北京这样悠久的历史，绵延不断的文化，不仅在中国各历史名都中是首屈一指的，而且在世界著名首都中也是仅有的。
主客分明，布局宏大。明清的北京城是作为封建皇帝治居之所而设计和建造的。君王为主，臣民为客；君权为主，神权为客——这就是北京城设计的主题。它以一条长7.8公里的子午线即中轴线纵贯南北，皇宫位于全城的中心。城池宫殿、坛庙苑林、衙署寺观、市井民舍，都在子午线即中轴线两侧依次对称展开，格局严谨，主次分明。它的城垣依次由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分为四个方阵（外城因财力不足未能围成方形），呈封闭式，层层相套，等级森严，界限分明。北京城的园囿——宫城的御花园、皇城的太液池、内城的坛庙苑林、近郊的三山五园，远及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也都布局有序，呼应相连。
皇家宫殿，珍宝荟萃。北京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文化艺术之精粹，是一座伟大的艺术宫殿和文物荟萃的博物院。秦朝阿房宫，汉朝未央宫，唐朝大明宫，宋朝大庆殿，金之宫殿，元之大内，明之紫禁宫殿，清之文渊书阁，其艺术精粹、设计构思，古都北京含其精华。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180万余件文物，另有分存南京博物院10万余件文物及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还有1000万件汉文、200万件满文档案，以及数以万计的典籍文献。
坛庙园林，水木京华。北京的坛庙寺观，盛时达一千余座。现存最早的是西山潭柘寺，谚语说：“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辽代大昊天寺，殿后塔高66米有余，矗立天空，俯视苍穹。这座高塔虽毁，却留下四座古寺——大觉寺、戒台寺、天宁寺、灵光寺。到了明、清，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分布南、北、东、西。北京城外的园林，南有下马飞放泊（南苑），北有积水潭（北海子），西有三山五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瓮山即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畅春园、圆明园。在京畿地区，东南有延芳淀（今河北雄安新区），西北有避暑山庄和木兰围场。皇宫之内，有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和宁寿宫花园（乾隆花园）等。古都北京是一座整体布局有序、坛庙寺观点缀、金水玉河环绕、名树异草遍布的花园城市。
各族文化，熔冶一炉。正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所言，北京“右拥太行，左注沧海，抚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万岁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萦畿带甸，负山引河，壮哉帝居，择此天府。”北京之成为元明清三代首都，正因它是天地之合，文脉之汇——南襟河济，北连朔漠，东濒大海，西依太行，位于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东及南部海洋文化的交汇之地。北京历来为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争融之区，这突出反映在自秦始皇到清宣统两千多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移动上，前一千年中国政治中心，秦在咸阳，西汉在长安（今西安），东汉在洛阳，唐在长安（今西安），但主要是在西安；后一千年中国政治中心，北宋在汴梁（今开封），南宋在临安（今杭州），辽上京在临潢（今内蒙古赤峰巴林左旗林东镇波罗城），金都先在上京（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后在中都（今北京），明都先在金陵（今南京）、后迁北京，清都先在沈阳、后迁北京，但主要是在北京——这可以看出一个有意思的历史现象：中国两千多年皇朝历史政治中心的摆动，先是东西摆动，后是南北摆动，呈现出大“十”字形变动的特点。正是由于各个兄弟民族长期的争局与融合，中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东移，北京才成为元、明、清时全中国的都城。四方民族，杂居北京，他们的衣食住行，坊里风情，宗教信仰，岁时习俗，使北京的市井生活更加色彩斑斓。
世界文化，密切交融。在元代，大都是当时世界的一个文化中心。《元史·地理六》记载：“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明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文化交通呈现南北通、东西通的大局面。永乐帝一面派郑和下西洋，创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壮举；一面派亦失哈赴奴儿干，竖立永宁寺碑，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明史·外国传》记载，明朝同87个国家和地区有外事交往，可见其时中外文化交流之盛况。晚明利玛窦将西方近代文明带到京师，《坤舆万国全图》《几何原本》、自鸣钟等使北京士大夫耳目为之一新。清朝康熙时，西方耶稣会士进入宫廷，如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使近代科技文化对宫廷产生影响，也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后在英国出现中华风格的园林，称为“英华园庭”，法王路易十四也在王宫中建立“瓷宫”，陈设中国的瓷器等，其他国家更争相仿效。中国儒家经典开始被翻译到西方，《康熙皇帝》传记也出现在凡尔赛宫。（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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