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今天，提起中村事件，网络上依然有类似的言论：“中村事件如果处理妥当了，‘九一八’事变是否就不会发生？”殊不知，“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花谷正在战后的回忆录中早已说过，关东军早在1931年春天就已开始策划“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9日，日军在沈阳城墙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关玉衡与长子关松军夫妻及长孙。
东京《日日新闻》关于中村事件的报道。
“九一八”纪念碑。
原来，中村震太郎进入兴安一带刺探情报之前，就是片仓衷接待的他。出发前，双方约定了一个日期，到时片仓衷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接应中村等人。谁知，约定的日期已过去了好久，一直到7月18日，片仓衷也没有在王爷庙找到中村的踪迹。他感到情况不妙，就前去哈尔滨向关东军特务机关汇报。
几乎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一行，正在东北参加所谓的“北满参谋旅行”——这已是他们的第三次“参谋旅行”，说白了，其实就是侵华前的军事情报侦察和搜集。这一次，他们到达黑龙江省昂昂溪时，正好遇到井杉延太郎的妻子、昂荣旅馆的女主人，她告诉板垣和石原，自己已与井杉失去联系将近一个月，请求关东军协助寻找。
多条线索汇在一起，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各个情报机关迅速开始了寻找中村下落的行动。
不久，日本在齐齐哈尔的一个情报联络点——朝日旅馆兼妓院的女特务植松菊子，从一名嫖客口中探听到风声，说是前不久两个日本人、一个俄国人和一个蒙古人被屯垦军杀害了。这个嫖客还透露了一条关键线索，中村的手表就在屯垦三团三连司务长李德保手中。
原来，中村被处决当晚，手表掉在地上后，李德保恰好前去送夜餐，心中贪念闪过，竟然随手捡起手表装入了自己的口袋。后来为偿还赌债，他又把手表抵押在王爷庙的一家当铺。
贪财的李德保全然不知，这块手表并非一块普通手表。“这种手表是日本厂家专门为日本军官生产的高级手表，表的全部机件全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所以被称为‘三道梁’手表。”冯学忠解释说，“三道梁”手表通常不会在日本市场上流通，更不会出现在中国市场。
植松菊子的情报传到关东军特务机关，特殊的“三道梁”手表自然成了关东军搜寻的重要目标。那么，王爷庙当铺里的手表又是如何被日军拿到的？
董平舆的回忆中只简单提了一句：“中村被扣后，他所戴的手表为我看守士兵摘去，典于洮南一当铺中，后被洮南日本领事查获买去。”而根据关玉衡的长子关松军在1998年接受冯学忠访谈时的说法，手表被日军获取的关键，竟是日本间谍川岛芳子设的陷阱。
据说，李德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为此，时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派出了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川岛芳子原是满清肃亲王善耆的女儿，辛亥革命后被善耆送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从小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川岛芳子，成年后长期为日本做间谍，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来的“九一八”事变及成立“伪满洲国”，都不乏她的身影。
接到土肥原贤二的命令后，川岛芳子便通过朝日旅馆的老板和之前透露消息的嫖客，将李德保引到旅馆内。李德保哪里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几杯酒下肚，便把屯垦三团处决中村等人的事情竹筒倒豆子般说了个干净。酒足饭饱之际，川岛芳子骗李德保说，自己从南满带了不少“白货”（海洛因），因急于回国想低价出售。一心想要发大财的李德保马上就说要全部买下，只是随身带的钱不够。川岛芳子装作无意道，钱不够，有什么抵押物也可以。果不其然，李德保当即拿出了一张当铺的契票……
就这样，关东军特务机关凭借川岛芳子骗到手的契票，从当铺赎回了中村的“三道梁”手表。而自以为天降横财的李德保，当晚就被川岛芳子一杯毒酒送了命。
见到手表的土肥原贤二大喜过望，当时，日本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中国东北，只是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如今，有了“三道梁”手表在手，中村之事对他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至于中村等人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到底因何而死，从来就不是他关心的内容。
据关玉衡回忆，土肥原贤二还执意亲自到兴安地区勘察，名为寻找更多的所谓“证据”，实则到处煽风点火，甚至意欲勾结蒙古贵族。只不过，由于屯垦军严阵以待，土肥原贤二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就灰溜溜地中途折返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和关东军蓄谋已久的决定，他们要借中村之事大肆炒作、控制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