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间谍潜入中国，为其侵华野心刺探情报，此时至少已有四十多年之久。中村事件，更是与中国人民14年抗战的起点直接相关。就在中村震太郎被中国军队逮捕并处决不到三个月后，“九一八”事变爆发。
证据
董平舆的猜测很快得到了证实。从中村一行的行李和棉服中，屯垦三团的士兵不仅搜出了望远镜、罗盘针、寒暑温度计、测土仪器等专业设备，还搜到了十万分之一比例的军用地图若干份、详细的调查笔记以及一支三八式马枪和一支南部式手枪等。
更令人惊讶的是，中文、日文两种军用地图都用铅笔勾改过，显然，中村一行一路走来，一边实地侦察，一边根据实况校改地图。他的调查笔记更是详尽细致，除了沿途所经之地的人口、物产、森林矿藏、土壤、水源、气候、雨量等情况，甚至连兴安屯垦区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将校姓名、营房坚固程度以及车辆马匹粮食辎重等信息都有记载。“这么详细的资料，当时的兴安区官方都掌握不了。”史志专家、科尔沁右翼前旗党史地方志局前局长冯学忠告诉记者。
简单查阅这些证据，董平舆内心已经断定中村等人就是间谍，但此时并无审讯记录，证据也需要时间整理。他思索一下，一边悄悄派人去向团长关玉衡汇报，一边礼貌地对中村一行提出：“前方时有土匪出没，路途不靖，你等可在我们的团部里暂住一夜，等候明天我们的出勤士兵回来，将派兵护送你们回到洮南。”
董平舆当然不是真的为中村一行的安危担心，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中村几人估计也看出了他的用意，并不乐意，但最终还是被扣留了下来。
6月26日凌晨，得知消息的关玉衡二话没说，连夜赶回了团部。把董平舆呈上来的证据翻译成中文后，关玉衡发现，中村随身携带的笔记中，头一篇就交待了他的真实身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本部派遣他做情报科情报员。他竟然是货真价实的日本陆军大尉！此外，笔记里不仅写着中村在日本东京出发送行的情况，还详细记录了他一路所经过的地点，比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渡河……
身份既已确认，关玉衡开始对中村等人进行正式审讯。没想到，面对铁证如山，中村依然不认账。关玉衡在《中村事件始末》一文中回忆：“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说中国话为由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
日本的“大佐”，相当于中国的上校，比大尉要高三级。中村自抬身份，又强调已经“退役”，无非是想推卸日军的罪责，同时吓唬中国军人。关玉衡当然不会被所谓的“大佐”身份吓到，这个性情豪爽刚直的东北汉子，17岁投笔从戎，是张学良在东北讲武堂的同窗好友，也曾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摸爬滚打过。
见一时撬不开中村的嘴，关玉衡便先去审问另一名日本人井杉延太郎。果然，井杉延太郎随即承认，自己是曹长，现已退役，在一家采木公司工作，此次是做中村的助手；中村是陆军大尉，所带的地图全由中村自己掌握；俄国人叫米罗阔夫，会日语，负责看俄文地图兼做翻译。
从中村所带的种种文件和井杉延太郎的口供来看，事实再清晰不过，中村的军人身份确凿，获取军事情报的证据摆在眼前，毫无疑问，他是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的军事间谍。
既然如此，中国军队在中国的领土和防区内，逮捕、审讯外国间谍，甚至按照中国的法令与国际惯例处决国外间谍，本应是完全正当的行为。然而，此时的关玉衡，却只觉得眼前的四个人太棘手了。他很清楚，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如果放了中村一行，无异于放虎归山，中村等人探取的情报必然被日军掌握，并且，日方很可能还会倒打一耙，污蔑中国军人无故扣押中村等人；可若不放人，日本人在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但凡走漏风声，日本有的是办法将中村一行要回，后果同样不容乐观。
如何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间谍案件？关玉衡决定在全团召集连级以上人员开会，集思广益，征询意见。
秘密处决
6月26日下午，屯垦三团连级以上干部集中在团部军帐内。关玉衡说明情况后，军帐内一时议论纷纷。有人表达了与关玉衡同样的担忧，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有人提出放中村走出去，在路上悄悄杀掉；还有人认为，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
董平舆则直接建议：“现在我国是弱国，并无外交可言，我们若将中村等解送沈阳，日寇必将他们及其所携带的调查笔记、地图等全部索回，并且还要我方赔礼道歉，其结果徒惹得许多麻烦，毫无益处。并且中日两国既是世仇，而且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故无论如何，不能将他们释放，也不可把他们解送沈阳，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在这里秘密处死。”
秘密处死中村等人，关玉衡最初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他的想法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但思虑再三，觉得公开处置确实像董平舆所说，只是徒惹麻烦。于是，关玉衡提出对中村等人进行二次审讯，进一步取得他的口供，再作最后决定。
26日晚，夜幕已深，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团部，对中村的第二次审讯开始了。中村大约意识到自己罪责难逃，先是大放厥词：“如果不放我，我要上告中国政府，关东军饶不了你们！”接着，竟然在审讯现场与三团士兵打斗起来。关玉衡本来不主张刑讯，见此情景，不得不大声喊：“捆倒了打！”一声令下，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面对众人，气焰更加嚣张，干脆拿出日本武士道的本领疯狂厮打。直到站在一旁的关玉衡恼怒至极，“刷”地抽出战刀，中村才收敛了气焰，乖乖地供认其间谍罪行。关玉衡本以为中村这下老实了，谁料，借着在笔录上画押的机会，中村仍不死心，又与官兵厮打起来，甚至还试图夺去士兵的武器，没办法，三团官兵只好将其打晕在地……
谁也没想到，就在双方激烈厮打时，中村手腕上的手表被扯了下来，掉落在地上。可惜，当时紧张的氛围下，审讯的官兵没有一人注意到这个细节，更没有人想到，这块手表后来竟成了致命的隐患。
话说回来，中村的嚣张让关玉衡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双方已经动手，此时若放走中村一行，即便有口供和证据在手，恐怕日方也不会善罢甘休。想到兴安屯垦区属于边境军事地区，成立之初东北长官公署就曾照会各国领事馆，称“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唯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禁令在先，如今中村等人却假冒农业专家进入军事禁区，证据确凿，理在我方，关玉衡和三团干部终于统一意见，下定决心，当晚将中村一行秘密处决。
这时，时间已是26日午夜12点30分左右，确切地说，是27日凌晨零点30分左右。关玉衡生前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除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
不过，关于秘密处决的方法，董平舆的回忆有所不同：“是日夜半，遂将中村等一行四人用绳缚绑，并用棉花堵塞其口。副官赵衡率亲信士兵十余人把中村等一行四人用马车拉到后山七八里处，用煤油泼浇点火，把他们烧死……其余全部焚毁，投灰于洮儿河内。”而时任三团二营中尉骑兵中队长的金东复，在《中村事件亲历记》一文中的说法则是，“为防止枪声引来不测”，“制定了‘刀杀’的行动方案”。
到底是枪决，还是火烧，抑或刀杀，时隔86年，我们已经无法探究哪种说法是最准确的。但无论如何，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一行四人，在察尔森一带消失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关玉衡就带着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赴兴安屯垦公署所在地向上级报告中村之事，同时，第一时间拟就快邮代电连同间谍罪证托人转呈给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
而在三团内部，关玉衡再三严令，任何人不许泄露处决中村等4名间谍犯的事情，违者以军法论处。遗憾的是，再三严令之事，最终还是泄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