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马背银行”：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 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虽然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只身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上海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却不幸被捕。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出狱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里，谋到了一份月薪20块的出纳工作。 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时雨”，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人地两熟、又有“理财头脑”的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双亲，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庄老板踏破了高家门槛，妻子只好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东躲西藏。对于先前借用的钱款，参加革命后的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这片红土地，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每个厂址和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林林总总，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万人口使用。据说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有的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呢。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获悉情报后立马肩负起“马背银行”的职责，执行隐藏银行物资的预案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之后他又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几位同志建议立即撤离，但高捷成却坚持要到附近的分行开展救援工作。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行人赶到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奔袭而来包围了他们借宿的院子。大家全力往山上突围，到达村外时，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冒着子弹在耳边呼啸的危险，又返回村庄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邓小平得知“马背银行”行长牺牲的消息，立即致电冀南银行，心情沉痛，一声长叹：“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窑洞银行”：朱理治足智多谋试水金融创新 红色金融一脉传。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血雨腥风，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被誉为“窑洞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横空出世，它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金融的血统，同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设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从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合并而变身为西北农民银行，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财政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边区银行唯有依靠发行边币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在毛泽东看来，财经金融工作须加以改善。 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3月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虽曾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因此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对于他来说还是极富挑战性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甫一就任，头一把“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朱理治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为此他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而且，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譬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币），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针对如是情形，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 《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已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延安当众举行开奖仪式，随着土制摇奖机的滚动，众目睽睽之下，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随即，在沸反盈天的敲锣打鼓声中，“窑洞银行”行长朱理治亲自把巨奖送到农民家中，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人家命好，得了头彩！”“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小诸葛”朱理治在拓展“窑洞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查阅那时的《解放日报》，每月总有四五篇有关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报道，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