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毛泽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行博物馆藏） 施大畏 画
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这里，记下的是革命军队初创之后，如何依靠智慧、胆略和牺牲精神当家理财的故事…… “扁担银行”：毛泽民肩挑红色金融命脉 红军长征行进的队列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一个“谜”。 这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装备的武器，不是长枪刺刀，也不是炸弹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肩挑手扛的担子里，载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的珠宝、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几台死沉死沉的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服务党中央财政需求，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展露杰出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刚创立时，毛泽民很快发现，他这个行长并非如旁人想象那么潇洒光鲜，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全部人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当过杂货店店员。尽管如此，他们面临的任务却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立即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弃。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慢慢正常运转起来。 时有“假币幽灵”游荡在苏区，搅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怎么办？毛泽民苦苦思索，一直找不到破解之术，一个意外，却让他茅塞顿开。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无意间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袅袅烟雾促发了他的奇思妙想——何不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亦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民担任起“扁担银行”的政委，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爬过雪山草地，翻越万水千山，即使经历艰苦卓绝，依然恪尽职守，没有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 要塞之地遵义是红军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进城之后，红军急需补给物资，然而，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物资，而对于“扁担银行”里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感冒。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好在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雷厉风行打击了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的十余天，毛泽民带领“扁担银行”员工设立苏币兑换点，老百姓可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流通了起来。 创业艰难百战多。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当地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家不同寻常的“扁担银行”，虽然居无定所，设施简陋，但始终坚守着红色金融机构的信誉之本。 “扁担银行”辗转南北，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参加长征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个人了。“扁担银行”的家当经清点，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毛泽民的名字，也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