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曾中生，尽管他曾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许多人未必熟知。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里盛赞这位战友：“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
曾中生
提起曾中生，尽管他曾是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许多人未必熟知。徐向前元帅在回忆录里盛赞这位战友：“能文能武，智勇双全”，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
临危受命，“飘忽”歼敌
1925年，曾中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六大后，他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及中央军委工作，协助周恩来等指导全国红军，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
1930年11月28日，曾中生到达鄂豫皖苏区。当时，国民党调集近10万兵力，准备“围剿”苏区。而红军主力已南下，苏区只有一些缺枪少弹的地方武装和半脱产的赤卫队，形势十分危急。
曾中生当即召开各县负责人的紧急会议，明确提出反“围剿”的指导思想是利用群众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击、夜袭敌人，使敌人抑制而不敢冒进与分散；建立统一指挥机构，逐层深入思想动员；将现有武装分为三路，协同作战，一致对敌。及时、积极的措施稳定了局势，苏区军民广泛开展了袭击、骚扰敌军的战斗，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此后，曾中生指挥红军主动出击京汉线，以“飘忽战略”打击敌人。所谓“飘忽战略”，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运动歼敌。1931年3月上旬，双桥镇一战，歼灭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迫击炮10门、山炮4门。
1930年11月到1931年4月，在曾中生的领导下，鄂豫皖红军发展到4个师，近2万人；苏区扩展到东西长约300里，南北宽约150里，人口近250万。对此，徐向前这样评价，曾中生同志“有战略头脑，工作实际，善于总结经验，也能团结同志。在反‘围剿’的关键时刻到来，掌握全局，开展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南下出击，战绩辉煌
就在鄂豫皖红军和苏区不断发展之时，中共中央指派的张国焘等人到达苏区，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改任红4军政治委员。
1930年5月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对付中央苏区，对鄂豫皖苏区暂取守势，为红4军向外发展提供了难得良机。因此，曾中生、徐向前等多次向鄂豫皖中央分局建议：以红4军主力南下英山，出击蕲春、黄梅、广济，打击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同时解决粮食问题。然而，张国焘没有接受这个建议，认为这“将会招致敌人再来进攻根据地的危险”。6月底，在鄂豫皖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曾中生等人的南下建议得到与会多数人员的支持，张国焘只好表示同意。然而，在接下来讨论具体行动部署时又出现了分歧。张国焘认为要援助中央苏区，红军就得进攻和威胁大城市，攻英山后，必须东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并限期一个月完成。对于这个冒险计划，曾中生、徐向前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红军要先巩固阵地再向外发展；援助中央苏区的任务，主要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敌人，因此应先打英山，后南下出蕲黄广，威胁长江。结果，张国焘按他个人的意见拍了板，决定了东出方案。
8月1日，红4军攻克英山县城。曾中生和徐向前等人经过调查研究和比较，认为蕲黄广地区敌人兵力薄弱，党的基础和群众条件好，红军乘虚而入，切实可行，对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也容易见效；而东出安庆，红军兵力有限，对沿途情况均不熟悉，毫无胜算。据此，曾中生决定，红军趁势进据蕲黄广，同时报告分局。一月之内，红4军连克浠水、黄梅、罗田、广济，俘敌5000余人，威震九江、武汉，有效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而且收缴黄金20余斤，银子1800斤，银元7万元，解决了部队的物资补给困难。
尽管南下作战取得辉煌胜利，但违背了张国焘的东出方案。因此，张国焘4次致信曾中生、徐向前，严厉指责，要红4军“接信后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9月初，当被迫北返的红4军行至英山以南的鸡鸣河时，曾中生召开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会上，大家群情激奋，通过了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申明书，极其诚恳地对张国焘的指责逐条进行了“申诉”。然而，鸡鸣河会议使张国焘十分恼火，他随即撤销了曾中生的军政委职务，调到后方进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