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个伤病员行列为荣。
京剧《沙家浜》剧照。资料照片
抗日战争中新四军36个伤病员坚持阳澄湖斗争的传奇故事，经沪剧《芦荡火种》和京剧《沙家浜》广为传播后不胫而走，一些当年曾在阳澄湖后方医院养伤的老同志争相对号入座，当年曾战斗在阳澄湖上的医护和警卫人员，也都以跻身36个伤病员行列为荣。一时间，谁是36个伤病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抗日烽火远去70多年，回溯扑朔迷离的历史，谁是36个伤病员？
百名伤病员为何36人留名
1939年5月，新四军一支队6团团长叶飞率部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苏南，开辟以阳澄湖为中心的苏常太和澄锡虞抗日根据地，5个月部队由700人猛增至5000人。同年10月初，“江抗”奉命北进苏中，在雾霭笼罩的阳澄湖畔留下一批伤病员。
“江抗”伤病员刚进阳澄湖后方医院，有人夜间就被湖水氽走。事发翌日，伤病员中职务最高者、胸嵌敌伪子弹的“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指示因病入院的“江抗”五路参谋长夏光召集伤病员开会，登记姓名、党团员并建立组织，明确当前斗争任务。后经统计，前后进出阳澄湖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有上百人之多，还有30多名从上海等地来的医护人员。而参加夏光主持的首次芦荡会议并进行登记的有36人，这就是36个伤病员的由来。
由于当年后方医院伤病员经常栖身芦荡居无定所，没有存档和保留36个伤病员名单的条件，加之年代久远存世当事人记忆模糊和存有差别，有的统计口径也不完全以夏光召开的首次芦荡会议为准，一些在这次会议之后进入后方医院的伤病员也被统计了进来，故军地有关史馆和史书对36个伤病员的记载，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据统计，目前军地共有七个伤病员名单。
由36个伤病员和其他部队发展而来的原陆军第20集团军，其军史馆列出了刘飞、夏光、黄烽等31个伤病员的名单；原陆军第20集团军第58旅旅史馆列出了36个伤病员的名单；原陆军第20集团军第60旅旅史馆列出了32个伤病员的名单；原陆军第20集团军第59师第175团团史馆列出了36个伤病员名单；沙家浜革命传统教育馆列出了36个伤病员名单；苏州革命博物馆开列了留在苏常游击区养伤的“江抗”36个伤病员名单；苏州市委党史办原主任乔家霖等人撰写的《江抗战史》，开列了22个伤病员名单。
上个世纪60年代，原20军为编纂军史，曾多次派员访问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等人，他们对1939年10月间在阳澄湖芦荡开会登记的36个伤病员反复回忆和核对，取得共识的是23人。1996年，济南军区黄河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20集团军军史》记载，根据刘飞回忆，36个伤病员中能回忆起姓名的有23个，他们是：刘飞、夏光、黄烽、童袭予、吴立夏、袁阿缪、梁玉贵、叶诚忠、张世万、谢钧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褚学潜、王佐才、陶祖全、杨弟二、章斗、赵阿山、尹桂宝、陈新一、彭海清、高桥（日本人）。
这个名单与《江抗战史》记载基本一致。原20军军史在名单后写道：其余伤病员的名字无法核证，成为永久的遗憾。
2007年5月14日，新华社播发并被各媒体在“永远的丰碑”专栏刊用的《芦荡火种——新四军36个伤病员养伤沙家浜》，首次正式披露36个伤病员中可以认定的22人名单。他们是：刘飞、夏光、黄烽、吴立夏、童袭予、梁玉贵、袁阿毛、章立、叶诚忠、陶祖全、张世万、谢锡生、赵林坤、华玉坤、曹德清、陈新一、褚学潜、彭海清、尹桂宝、王佑才、杨弟二、赵政山。
一直以来，关于谁是36个伤病员的争论不绝于耳。崔左夫1957年写的《血染着的姓名》，讲到36个伤病员包括“江抗”东塘墅办事处主任蔡悲鸿和共产党员吴有民、王作财。王传洪、黄苇著《你的旗帜插遍江高宝》中有52团2连连长薛才如是“36个伤病员中的一个”的记载。曾战斗在阳澄湖后方医院的顾定宇和沈逸，证明在医院养过伤的李立根是36个伤病员之一。
当年，夏光不无自责地对原20军军史编写组同志说：“未能保管好那份花名册（指1939年10月首次芦荡会议登记名册），是我最大的失误，有愧于那13位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