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心殿里，曾有帝王召对臣工、批阅章奏的勤政劳形；曾有丹青吟咏、潜心礼佛的风雅诚敬；曾有宴飨祈福的天伦之乐；曾见证两度垂帘听政的衰乱之象；曾听闻自强之路的戛然而止；也曾弹出千年帝制的终止音符。这里几乎见证了整个清朝政治制度发展、变迁的过程，也包涵了清王朝后妃制度、宫廷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养心殿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是紫禁城内尤为重要的一座院落，也是内廷中距离乾清宫最近的一处宫室。其殿名“养心”二字出自《孟子》“养心莫擅长寡欲”。
在明代，养心殿是皇帝起居听政之外闲居的宫殿，也是皇帝常常用膳的地方。养心殿宫区的入口叫作“遵义门”，但是在明朝大部分时间被称为“膳厨门”，嘉靖十四年(1535)才改为遵义门。不过不断到明末，太监们依然称其为膳厨门。进了遵义门，在北边即可看到养心门。在明代，养心门的南侧是长排的膳房。当时皇帝的膳食就是在这里调制的，皇帝既可以在养心殿用膳，也可以命人将膳食送到乾清宫。在明末天启皇帝之时，魏忠贤专权，他私自将膳房迁出，将膳房原有的地方改为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的办事衙署。此后，魏忠贤就在这里独揽大权，代皇帝批阅奏章，摧残忠臣。另外，明代时在养心门的南面还有一座无梁殿，是嘉靖皇帝在位时下令建造的。整个殿宇都是砖石结构，不用一根木材，是嘉靖皇帝炼丹药的地方。
清初顺治、康熙时期，养心殿也是皇帝空闲时分驻留的地方，或休息，或读书。顺治帝在执政后期，常常住在养心殿，并最终病逝于养心殿；康熙帝从中年开始，越来越多地喜欢在养心殿度过政务之外的空闲时光。他还曾在养心殿赐宴大学士和翰林大臣，大学士张英则写下了《养心殿侍宴诗》：“暖日和风漾凤城，履端清讌在承明。楼前晴雪消金掌，玑上春星转玉衡。三殿班联同恺乐，万方歌舞祝昇平。欣沾元日恩辉早，听奏钧天第一声”。
从雍正朝开始，养心殿的功能发生了严重的变化。
康熙六十一年(1722)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于畅春园。按照规制，为大行皇帝治丧的27天内，嗣皇帝在倚庐身穿丧服居住，之后再正式入住寝宫。但是，雍正帝即位后下旨“诸王大臣佥云持服二十七日后，应移居乾清宫。朕思乾清宫乃皇考六十余年所御，朕即居住，心实不忍。朕意欲居于月华门外养心殿，著将殿内略为葺理，务令朴素。朕居养心殿，守孝二十七日，以尽朕心”。但守孝期满后，雍正帝坚持继续素服持斋，在养心殿守孝27个月。之后，雍正帝正式移居养心殿，养心殿自此成为皇帝寝宫，也因而取代乾清宫成为皇帝日常政务活动的中心。此后直至清末，这里不断是清朝政务决策地，一切的关乎军国大事的决策几乎都是在此处产生并宣布于天下，而步入此地的大臣无一例外是皇帝宣召并由太监引领进来的。
清帝中居住在养心殿最久的是乾隆帝。
雍正十三年(1735)农历八月，雍正帝病逝。嗣皇帝弘历以上书房为倚庐，居丧二十七日后移居养心殿。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禅位给顒琰，本人成为了太上皇，并建宁寿宫作为太上皇的居所。但是，做了太上皇的乾隆帝并未移居宁寿宫，依然住在养心殿，依然以太上皇的名义执掌政权。直至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病逝，嘉庆帝才迁至养心殿。
溥仪是养心殿最后的主人。溥仪退位后，依旧住在紫禁城内。溥仪八岁之前随隆裕太后居住在长春宫，隆裕死后他便住进了养心殿，在“又日新”的匾额下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溥仪喜欢上了西方文化。1919年，英国人庄士敦成为了溥仪的英文教师，并与溥仪产生了深厚的师生友情。溥仪也喜欢西洋家具，喜欢弹钢琴，他命人在养心殿安放了一架钢琴。溥仪接见当时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适也是在养心殿内。1922年，17岁的溥仪大婚，婚后的溥仪依旧住在养心殿，婉容和文绣分别住在储秀宫和长春宫。
清王朝颁发的最后一道诏书同样出自养心殿。宣统三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日，即公元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率宣统皇帝在养心殿正式发布了清室退位诏书。
养心殿里只有8平方米多的三希堂，可谓乾隆帝品鉴生活的生动写照
在整个养心殿院落中，有一个只有8平方米多的小房间，太值得说道。这便是三希堂，养心殿前殿南窗最西面的一间，与乾隆帝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
乾隆十二年(1747)，鉴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为稀世珍宝，乾隆皇帝下令将其贮于紫禁城养心殿内西侧一间小小的雅室，并因之赐名为“三希堂”，为的是让“墨迹经数千百年治乱兴衰、存亡离合之余适然荟萃于一堂”。这便是三希堂名字的由来。
《快雪时晴帖》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作品，以行书写成，纸本墨迹。《快雪时晴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是作者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朋的问候，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献之《中秋帖》又名《十二月帖》，以草书写成，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王珣《伯远帖》以行书写成，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秋帖》和《伯远帖》在清末溥仪出宫时被带出紫禁城，后来辗转流传在外，1950年购回交与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三希堂是一间极其雅致的书房，炕上放置一套颜色素雅的坐垫、靠背、迎手，炕几和窗台上摆放着文房用品、冠架及多种珍玩。坐垫上方悬有乾隆帝御笔“三希堂”匾，以及“怀抱观古今，深心托豪素”的联语。墙壁上装饰的各类壁瓶愈加引人瞩目。“壁瓶”因挂于墙壁而得名，据耿宝昌先生《明清瓷器鉴定》记载，壁瓶这类器形最早出现于明代万历时期。壁瓶器形有很多种，常见的有葫芦式、半圆式、瓜楞式，图案也十分丰富，有龙纹、八宝、松竹梅、八仙等等，也有很多题有御制诗，深得明清宫廷及文人雅士的喜欢。
清朝的皇帝，尤其是康雍乾三帝，十分注重中华传统文化的学习，乾隆帝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癖好苏菜，喜听昆曲，沉醉江浙山水，迷恋南国园林。除了在朝处置政务，空闲时间便是谈经论道、题诗作画、把玩古玩、游览江南美景，徜徉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海洋中。清代发展至乾隆朝，国库充盈，乾隆皇帝有了充分的条件进行珍藏，他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位藏品极丰的珍藏家。
乾隆帝热爱书画，因此乾隆朝成为历史上宫廷珍藏字画最多的一个朝代。乾隆对传世书画精品爱不释手，鉴赏之余，往往加盖印章。乾隆一生共治印玺1800余方，钤盖在古今书画上的也有千余方，是中国历史上在书画作品上留下印迹最多的一位皇帝。不仅仅限于书画，乾隆皇帝对玉器、瓷器、珐琅器、漆器等各类传世、当朝工艺品无不喜欢备至。在他的诗文中，对于古物的吟咏随处可见。许多经他把玩、鉴赏过的玉器、瓷器上都刻有他的御制诗。乾隆皇帝一生创作诗文的数量也是惊人的，《乾隆御制诗》收诗作4万余首，《乾隆御制文》收文1000多篇，乾隆帝还将其重要之作刻成玉册。亲身参与创作书法、绘画作品，对于乾隆来说同样是乐此不疲的。他尝试绘画，故宫博物院现存有他的许多绘画作品；他推崇东晋王羲之的书法，练习临摹王羲之的作品，并学习古代其他书法名家如赵孟頫、董其昌的作品，博采众长，构成了本人的风格，并得到了后世许多书法研讨者的肯定，被评论为“章法规划疏朗大方，用笔灵敏遒劲”。
三希堂便是乾隆帝这位伟大的珍藏家、鉴赏家的品鉴生活的生动写照。在故宫博物院现存的描画乾隆帝鉴古的绘画作品中，会发现一些三希堂、养心殿的痕迹。比如：丁观鹏绘《是一是二图》，该作品描画了身着汉服的乾隆帝在品茗鉴古的场景，画中乾隆帝御题：“是一是二，不即不离。儒可墨可，何虑何思。养心殿偶题并书。”另一幅《乾隆帝熏风琴韵图》描画了身着汉装的乾隆帝在松下抚琴赏花，画中乾隆帝身后的屏风上有“三希堂戏墨”的字样。而在乾隆帝诸多鉴赏印玺中，“三希堂精鉴”玺是重要的一枚。
乾隆帝在珍藏、鉴赏之余，特别注重对藏品的整理与保护：他下令编撰《秘殿珠林》及其续编，《石渠宝笈》及其续编、三编，对内府珍藏的书画作品加以整理鉴别。这两部巨著是清代宫廷珍藏书画作品的总账，也被称为中国书画珍藏史上的巨观。两部巨著整理、鉴定了清初至嘉庆二十一年间清内府所藏书画珍品上万件，其中唐宋元三代法书名画近2000件，明代作品也达2000件左右；乾隆皇帝命尚书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率内廷翰林仿照宋代《宣和博古图》样式编撰《西清古鉴》40卷，将内府所藏古鼎、尊、彝、罍等青铜器绘制器形、款识，并援据经典、一一考证。之后又编撰了《西清续鉴》《宁寿鉴古》。《西清古鉴》《西清续鉴》甲编、乙编、《宁寿鉴古》合称“西清四鉴”，收录了清内府所藏4000余件青铜器；他下令重新摹刻宋《淳化阁帖》，刻《快雪堂帖》《兰亭八柱帖》，对古法帖进行重新整理。其中，《三希堂法帖》便是重要的一部分。
乾隆帝效仿宋太宗刻《淳化阁帖》、宋徽宗刻《大观帖》，命梁诗正、蒋溥、汪由敦等人将《石渠宝笈》中存于三希堂内及内府所藏魏晋以来至明末诸家真迹中尤者编次、勾摹上石，并命人镌刻而成《三希堂法帖》。《三希堂法帖》工程宏大，共32卷，收录了魏晋以来至明末135人的340件楷、行、草书作品，另有题跋210多件，包括钟繇、王珣、梁武帝、颜真卿、孙虔礼、怀素、宋太宗、赵孟頫、董其昌等诸多书法大家之珍品。《三希堂法帖》刻成后，石刻共有500块，乾隆皇帝下令在北海白塔山西麓建围楼，“以石刻列嵌楼壁上下，翰墨琳琅辉映”，而围楼也因而得名为“阅古楼”。乾隆曾多次以阅古楼为主题题写诗文，并将《三希堂法帖》的拓本赏赐给王公大臣。《三希堂法帖》大部分都是根据内府所藏珍品勾摹的，刻工精密，收罗作品丰富，对当时书法艺术的传播及许多珍贵法帖的保存、流传都起到重要作用。这些石刻迄今仍保存在北海公园中。
继《三希堂法帖》之后，乾隆皇帝于乾隆十九年(1754)再次命人于《石渠宝笈》中选取名人墨迹尤者钩摹勒石，为《墨妙轩法帖》，收录了自唐褚遂良以下至元赵孟頫18人书，共4卷。乾隆皇帝将其定为《三希堂法帖》之续，如其诗中所言：“三希法帖萃名书，墨妙苕华复继诸。自是然缘望古，将毋玩物志渝初。”有趣的是，乾隆皇帝还专门表示了刻此帖并非与宋代《淳化阁帖》《大观帖》从数量上抢夺取胜，而是为了使前人墨迹得以昭示，也有利于后世研讨书法。刻成后，乾隆命将法帖石刻嵌于万寿山之惠山园内墨妙轩两壁间。遗憾的是，此石刻如今已不得而见。
乾隆帝在三希堂内进行的活动及与三希堂有关的其他文化活动，既有裨于治道，亦陶冶性格，是清代“稽古右文”文化政策最重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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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暖阁：见证雍正帝的“勤政亲贤”
养心殿西暖阁是皇帝处置日常政务、单独接见大臣、批阅殿试考卷的地方。西暖阁北墙上悬挂的“勤政亲贤”匾为雍正帝御题，因而，此处又常常被称为勤政亲贤殿。雍正皇帝的确做到了勤政，他创立了军机处，创立了密折制度，他常常不分昼夜召见军机大臣商榷政事，夜以继日批阅密折。匾下方的屏文是乾隆帝的诗句，而两侧则为雍正帝著名的“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这句话并非雍正帝的原创，而是出自唐朝贞观二年幽州总管府记室兼直中书省张蕴古给唐太宗的《大宝箴》，原文是：“今来古往，俯察仰观，惟辟作福，为君实难。宅普天之下，处王公之上，任土贡其一切，具僚和其所唱。是故恐惧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转放。岂知事起乎所忽，祸生乎无妄。故以圣人授命，拯溺亨屯，归罪于己，推恩于民。大明无偏照，至公无私亲。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在勤政亲贤殿的窗外，往往安放了香炉，皇帝每天清晨在此燃香，开始一天的政务。香雾袅袅，也时辰提醒殿内的皇帝保持清醒、慎重的态度。
东暖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发生地
从雍正朝开始，养心殿东暖阁是举行除夕开笔典礼的地方，称为“明窗开笔”。清代皇帝于除夕中止批办公文，称为封笔，始于康熙年间。封笔之后至除夕开笔之前，皇帝不再执笔书写，其时如有重要军情或政事，必须由皇帝亲身处置者，则口授近臣，缮旨颁发，仅不动笔朱批而已。除夕开笔即皇帝于除夕开笔批办公文及书写诗文等的典礼，其制为：每年除夕子刻，皇帝至养心殿明窗西，是时室内桌案上陈设金瓯、玉烛，朱漆浮雕的云龙盘上放着古铜吉祥炉和古铜香炉。金瓯里面注满屠苏酒，皇帝亲手点燃蜡烛，手握刻有“万年青”字样的毛笔，在吉祥炉和香炉上熏染片刻后开始濡墨挥写。先后用朱笔、墨笔书写“福”字和吉语，以祈求四海安宁。之后，大臣将本年的时宪书进呈，皇帝仔细浏览一遍，以寓授时省岁之意。典礼所用物品由皇帝亲身料理并令专人珍藏。雍正朝以后，历朝皇帝均沿袭此典，遂成清代定制。
故宫博物院于上世纪80年代恢复的东暖阁的原状规划为清末慈禧太后主政之后的陈设。在东墙下设有两宫皇太后的御座，御座前方为皇帝宝座，御座与宝座之间隔着纱帘。这就是晚清“垂帘听政”的场所。同治、光绪两位皇帝在亲政之前都意味性地坐在前面的宝座上，而政务最终由坐在纱帘后面的两宫皇太后———确切地说是慈禧皇太后裁决。垂帘听政在同治、光绪两朝共持续了27年。
体顺堂、燕喜堂：后宫妃嫔曾在这里临时居住
养心殿后殿东边的数楹房屋为体顺堂。体顺堂建于明代，最初叫作“隆禧馆”，雍正时期无殿额，咸丰时赐名“绥履殿”，后又改为“同和殿”，光绪初年改称“体顺堂”。当皇帝居住在养心殿时，此处便为皇后居所，咸丰帝的慈安皇后、同治皇后、光绪皇后都曾在此居住。体顺堂东边的一排围房为其他妃嫔临时居住的地方。后殿西边则称为“燕喜堂”，燕喜堂也建于明代，最初叫作“臻祥馆”，清雍正时无殿额，咸丰时改称“平安室”，光绪时期改为今名。燕喜堂及其西边的围房也是后宫嫔妃们的临时住所。事实上，这些妃嫔在此处只是临时居住，她们在东西六宫都有各自的院落。比如，光绪帝大婚时，隆裕皇后虽不受宠，但仍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居住在体顺堂，而她的正式宫殿则是东六宫的钟粹宫；瑾妃住在体顺堂的东围房，她的正式宫殿是东六宫的永和宫；珍妃住在燕喜堂西围房，她的正式宫殿则在东六宫的景仁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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