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过去70多年了。
每当我们纪念胜利的时候，总是不会忘记那些凝结着千百万人生命和鲜血的经典战役，不会忘记那些前赴后继冲锋陷阵的战士和人民，也不会忘记青纱帐里的梭镖大刀、俄罗斯夜晚的“喀秋莎”、诺曼底登陆的冲锋舟、太平洋上的舰队和机群，但是，却很少有人了解这样两个观点：“对于美国的许多战士而言，图书是他们最重要的武器”；“苏联文学中的军人形象及其所反映的战争问题，增加了我们的斗争力量”。
在此，我想就上个世纪40年代前后中美两军战时阅读情况做一个比较分析。
“带着图书上战场”
——美军的阅读及图书供给
早在1940年下半年，美军就开始制订了一个为所有训练营地订购图书的庞大计划，其具体目标细化分解到每一个新征入伍的士兵。但结果是编制5000人以上的部队才能获得此项经费，而少于1000人的部队则得不到资金支持。经媒体披露这一情况后，由美图书馆协会倡议并经政府批准，在全国发起了一场向军队捐赠书籍的“国防图书活动”。随着美军参战进程，不久活动正式更名为“胜利图书运动”。
到1943年上半年，其已为军队募集到900多万册图书，当送达前线的时候，图书成为了广大官兵最重要的武器，他们“在图书中找到他们需要的力量，减轻了身体在战场上受到的伤痛，获得治愈情感和心理伤疤的力量”。同时捐赠活动还成功地把全国人民团结于共同的荣誉感中，“在战场上的战争获得胜利前，他们已经提前在精神上获得了胜利”。
由于赠书数量和质量都受到一定局限，无法满足前线士兵的阅读需求，历时两年多的图书捐赠活动于1943年10月画上了句号。但为前线输送图书一天也没有停止，一个更大胆且富创意的“军供版图书”计划由此展开了。这段时间被《时代周刊》称为“美国150年出版史上最值得注意的时期”。
为确保这项专为美军量身订制的图书计划有效实施，出版部门专门研究了士兵制服的口袋尺寸，做到大号的“军供版图书”能够装入士兵的裤袋，小号图书还能够装入士兵胸前的衣袋，而较小的图书实际只有钱夹那样大小，让前线士兵能迅速塞到口袋里。对图书内容则注重多样化，凡受士兵欢迎的当代小说、历史小说、神秘小说、幽默故事以及西部小说，还包括励志、冒险、航海、历史、传记、游记、漫画、古典文学、音乐、诗歌、科学等，都在出版选择范围，以适应广大士兵的阅读趣味。
可以说，“军供版图书”为精疲力竭、命悬一线的战士提供了有力的精神依托，在他们为突破德军长达6000公里的坚固防线做准备时，已把“军供版图书”作为重要的武器随身携带，给了他们超常的胆量、勇气和魄力。整个战争期间，美国为前线军人免费提供了超过1.2亿册图书，在美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书店要随军行动”
——我军的阅读及图书供给
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中国工农红军处于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的双重“围剿”之中，由我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艺战线以笔为枪，全力支持红军救亡图存的斗争。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创作的“里程碑式的作品”《毁灭》，曹靖华翻译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的成功之作《铁流》，还有夏衍翻译的高尔基名著《母亲》等等，被送到根据地和红军部队，成为当时部队官兵极其难得的宝贵读物，对于引导青年投身革命、坚定信仰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红军到达延安后，党中央决定正式成立新华书店并逐步向陕甘宁以外地区拓展。随着八路军东进抗战前线,一二○师在所属三五八旅随军文化合作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晋绥新华书店，这不仅是新华书店在延安以外地区建立的第一家分店，也是我军书刊发行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成为向各大抗日根据地发行的重要枢纽，凡从延安运来的书刊都要先集中到这里，然后再发送到晋察冀、太行山、冀鲁豫等敌后抗日的部队。
接下来成立了晋察冀书店、华北书店、关中书店和冀鲁豫书店，在日本鬼子疯狂扫荡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用当地生产糊窗户的土纸，釆取石印的方式，首先出版了列宁的《论左派右稚病》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两本书，后又用木刻字模翻成铅字，再后来到敌占区买来铸字炉与字模，出书品种逐渐增多，除政治军事类书籍，还出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日日夜夜》《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文艺书，在前线部队引起很大反响。在新四军皖南根据地，由新知书店武汉总店在云岭开办了一个抗敌书店，后改名战地书店，再后来，屯溪的生活书店分店也迁来云岭，两店合并统称“随军书店”，成为我军在抗日前线部队开设的第一个“随军书店”。
“随军书店”里不仅有专为部队编印的《抗日战士读本》，还有大批适合基层官兵阅读的通俗读物、革命理论和文艺书籍。云岭的随军书店还组织了两个图书流动供应队，分赴苏皖两省的长江南岸地区售书，后来还组织力量，把图书运到长江北岸的新四军指挥部和第四支队的驻地去。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领导指示“书店要随军行动”“要充分做准备，待我军打出去时到新解放区开展书店工作”。到1947年4月，山东新华书店即华东新华书店在华东野战军建立了“随军分店”，下辖5个中心支店、24个支店和21个小型图书馆，在部队统称“随军书店”。在两年多时间里，共计发行图书50万册、印行图书24万册，在淮海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11月，军委总政治部和中宣部联合向全党全军转发第三野战军的做法，决定在各野战军与军区部队建立“随军书店”，兵团及军设中心支店及支店，工作内容以图书阅览为重点，图书种类兼顾官兵各自特点。
随后，军委总政治部又作出部署，把已经建立的“随军书店”向师团延伸拓展，还要有计划地到连队举行巡回展览和借阅，让图书走进基层，成为战士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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