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初，党中央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不仅以其空前的规模载入党的史册，更以其通过上下通气和上下互动的讨论来解决现实难题、总结工作经验而启示后人。
召开如此大规模的会议，原本是为解决粮食紧缺这个当时非常具体而又重大的难题。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1960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全国粮食全面紧张，粮食征购计划无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当年任务的20%，京、津、沪三大城市随时有断粮的可能。为解决这个从1954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困难，党中央专门提请六个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商讨办法。结果与会者多表现出畏难情绪，怕答应了中央要求的粮食征购数目后回去难以兑现。中南局书记陶铸提出，干脆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一次会，以“打通思想”。为此，毛泽东不仅同意陶铸这个提议，还决定再扩大规模，把县委书记们也请来。这就是有七千多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由来。
怎样才能“打通思想”呢？毛泽东的设想是总结前一阶段的工作经验，讲清道理，把会议当成“小整风”。于是，中央在1961年11月16日发出的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里明确提出：会议主要讨论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和端正工作作风问题。工作中存在的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就是分散主义和本位主义，不讲老实话，“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等等。
因落实粮食征购计划而引发召开大规模的会议来总结经验，体现了中央见微知著的正确判断和值得提倡的领导方法。从中央关于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和稍后起草的大会报告稿来看，当时设想的大会主题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总结经验，讲清楚“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缺点；一个是解决问题，反对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义。但这两个主题不是并列的，总结经验是为了反对分散主义，重点在后者。
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问题的关键，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呢？从毛泽东对大会报告稿的处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毛泽东在1962年1月30日“七千人大会”上有这样一个说明：“在这次会议开始的时候，刘少奇同志和别的几位同志，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同志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同志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同志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
“七千人大会”在1962年1月11日举行时，没有举行开幕式，而是直接把大会报告稿发给与会者阅读，然后分组讨论，征求意见。讨论一开始，果然是议论纷纷。不少与会者明显不同意报告中提出的反对分散主义的主张。有的省说，工业上有分散主义，但非此不可，否则不能调动地方上发展工业的积极性；而农业上不仅没有分散主义，相反是集中过多，把农民搞得比较苦。有的省说，现在不是反分散主义的问题，而应该反主观主义。显然，地方干部与中央的认识并不一致，提出反主观主义，则尖锐地触及到“大跃进”运动的失误原因。
中央在1月15日发现了会议讨论的这个重要动向。是坚持按原拟主旨开会，还是根据实际情况重拟报告稿？党中央和毛泽东于16日果断决定，应该充分听取地方同志的意见，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来起草大会报告，并要求先弄清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统一思想后再写稿子。这个决定，实际上使大会原拟的两个主题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即由反对分散主义为主，改成了以总结“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为主。
总结“大跃进”运动以来的经验教训，大家是拥护的。但在怎样总结经验这个问题上，认识就不一致了。由于中央鼓励人们大胆思考和具体分析，一时间又是议论纷纷，并很快就突破了中央原来的认识范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与会者把原拟报告中谈得比较抽象和笼统的“大跃进”失误的原因，也讨论得更加具体和深入了。
会议原准备在1月30日结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延长会期，让大家在北京过一个春节（2月5日）。延长的几天干什么呢？毛泽东说：“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话没有讲出来。”“在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调动起来？”这样，从1月31日到2月7日的会议，便以“出气”“顺气”为主，即各省、市、区、部委听取地、县两级的意见，同时检讨过去几年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做法，使与会者心平气顺，认为这次会议总结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真正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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