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其受注重程度之高、影响社会之深、延续时间之久，为其他民族文化所稀有。
“善父母为孝，善兄弟为友。”狭义的孝道指针对父母的道德行为，而广义的孝道则延及父母之外的长上之亲。孔门弟子有若说，孝悌是“为仁之本”，在诸多伦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的。儒家以为，孝可以使人们之间相互亲爱。而互相亲爱的族群，道德底线明确，统治者易于驾驭：“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道总体上有利于社会和国家的安定。无论是国家危难，还是天下承平，统治者选择贤臣良将的路径大都是“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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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不因身份高低贵贱而有所差异，凡天下之人，同此一德。汉朝皇帝，自惠帝开始，都在其谥号前加上“孝”字，如孝惠帝、孝武帝之类。按照唐人颜师古的说法，其缘由便是“孝子善述父之志”。东汉时期，察举科目中有“孝廉”之目。历代皇帝都注重尊老、养老，都号称“以孝治天下”。因“称孝”而名世、进身的官吏、学者、武将、乡绅不胜枚举。而在民间，孝已相沿成俗，到元代，郭居敬将前代著名的孝行故事加以精选，编成著名的《二十四孝》，后人又在此基础上插图，构成《二十四孝图》。它对七百年来的中国民间社会影响尤为深巨。
假如说，礼制中的尊老、孝亲行为来自远古的民间习俗，来自儒家的道德推扬，那么相关法律条文则是硬性约束，不容有违，它是孝道实行的强迫保障。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不孝”罪。周初分封康叔于卫时，周公就对其弟弟康叔说：“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孔子也曾经说过：“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对于不孝这种“大乱之道”，当然要归之于罪，治之以刑。所以，《周礼·大司徒》所载“以乡八刑纠万民”的“八刑”中，首刑即“不孝之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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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列举战国时期“不孝”的一些详细表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秦汉以降，国家立法便将这些“不孝”内容详细化、法典化。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朝法律简文中，有不少对于“不孝”行为的定罪。
经过魏晋六朝，到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法律的格局基本定型，成为后代法典的圭臬。其中对于“不孝”之罪的惩处承继和发展了秦汉法律，同时又直接延续了上古礼制。按照《四库全书提要》的说法，唐律“一准乎礼”。《唐律》中有“十恶”(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都触及孝道问题。相比于上引秦汉时期的相同罪行，这些条文规定得愈加细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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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深化人心，孝行之所以代代相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仅得益于儒家的鼓吹和推扬，而且是社会与国家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包括家庭、宗族、乡里的礼制约束，国家律法诏令的强迫惩戒，以及通过树碑立传、悬匾建坊、封赏旌表等方式完成的正面引导，从而构成一个“系统工程”。这些维护孝道的措施，不能说没有负面作用，但大体而言，它跟中国古代的社会土壤、文化传统可以协调自洽，而且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孝道弘扬、人心再造，不乏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