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指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大革命时期，他曾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担任党中央指导后，又长期分管青年工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任弼时
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指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大革命时期，他曾连任两届团中央总书记，担任党中央指导后，又长期分管青年工作，是中国青年运动的指导者和组织者。任弼时为青年团的建设与发展，包括广阔团员干部的教育训练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一、任弼时关于团的教育训练工作的丰富理论和成功实践
任弼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参加者。他于1921年夏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8月，为加强“共产党本身的组织和训练工作”，（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他授命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即逐渐参与了青年团的指导，在团的教育训练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建设性和探索性的工作。1924年12月，他在上海参与筹备团的三大，推动大会设立“团的组织建设和训练”等议题，并授命参与开办团干部特别训练班，招收和培训了一大批优秀人才。他还亲身教授团的组织工作课程，遭到了学员的普遍欢迎。1925年1月，团的三大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共青团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成为5名中央局成员之一，并就任组织部主任等职。在他和张太雷等的指导推动下，团的三大通过了《本团教育及训练决议案》等文件，确定了要在布尔什维克的原则下，加强训练，进步团员素质，保障团体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统一，愈加顺应斗争的需要等重要原则。（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69―70页。）此后，从1925年2月开始，任弼时连续用了9个月时间，指导发放了各类近10种调查表格，详细调研了全国团的思想组织建设状况。他明确指出，团组织普遍的缺陷在于对团员缺少训练，各地组织尚没有认清本身的根本责任，特别是“缺少能作指点工作的人材，组织与工作不能有条理的发展”，因而，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即为教育与训练和人材的培育，同时注重团体组织上的改良和发展”。（《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925年7月，他在正式出任团中央总书记的当天，即签发通告，要求团的各级组织加强对新团员的组织训练，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团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经过任弼时等同志的艰苦努力，青年团经受了包括大革命失败在内的严峻考验，到1928年3月，青年团人数添加到45000多人，从三大时“一个组织很小，影响极微，带了很浓重的学生色彩的青年团体”，“已经走向渐次变成无产阶级青年群众革命组织的道路”。（《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分开团中央工作岗位后，任弼时也不断关怀着中国青年运动，并多次予以直接或间接的指点协助。特别是作为主要倡导者，任弼时于1949年4月抱病出席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为团的工作制定了总方针。总的来说，任弼时关于团的教育训练思想有着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在教育训练内容上，强调要特别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和教育。从创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列主义写在本人的旗帜上，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高度注重加强各级党团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强调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广阔党员和团员干部。早在1925年，他就提出团的工作完成“布尔什维克化”的三项要旨，强调“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精神是：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指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并提出了“学习列宁主义”等行动口号。（《任弼时选集》，第2、4页。）此后，他多次强调，只有不断加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才能使青年团组织真正成为共产党的后备军和得力助手。值得指出的是，任弼时在努力加强马列主义教育的同时，一直强调要把其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1925年，他针对团员中存在的不求甚解等问题深入剖析道：“有许多同志常常以为本人对于主义是很明白的，然而一旦遇到实际问题，便做出许多违反主义的行为或发表许多违反主义的理论。或者他们平常研讨主义，只顾皮毛，并没有了解内容的真义”，因而必须协助广阔党团员干部不断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必须按中国实际情形去解释我们的理论”，而“不应做一个不顾环境的模拟主义者”。（《任弼时选集》，第2、3页。）
其次，在教育训练途径上，强调要在实际工作和斗争中锻炼进步广阔团员干部。任弼时一贯强调在革命实践中教育训练团员干部。团的三大后，任弼时把“深化群众”作为团组织的行动口号，提出青年团是“行动的群众组织，并不是一种学院式的研讨团体”，广阔团员要“在行动的奋斗过程中，方可得到真正而有益的经验”，要求团员干部积极投身实际斗争。（《任弼时年谱》，第39页。）五卅运动爆发后，共青团组织了5万多名学生积极参加抗议运动，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便如此，1926年，任弼时在总结青年团一年来的工作时，仍强调其“关于缺少青年活动经验，未认明青年本身利益斗争与团的发展的关系，是平时未有实际斗争、缺少训练的结果，须从实际斗争去纠正这种缺陷”。（《任弼时选集》，第22页。）他对广阔团员干部投身革命实践，并尽快有所提高的期望，可谓溢于言表。此后，他在指导创立和发展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时，同样坚持“通过火配党员做实际工作去训练”（《任弼时选集》，第89页。）的原则。1948年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建立前夕，任弼时在同中央青委的同志谈话时仍强调要通过实际工作教育训练青年，把青年积极分子组织起来，通过他们去团结教育广阔青年一道前进。（参见胡克实：《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旗手》，《缅怀与研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8页。）
最后，在教育训练主体上，强调在发挥各级团组织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各级党委的指导推动作用。任弼时深入指出：“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不放弃或放松本人对于青年运动的指导职责。”（《任弼时选集》，第486页。）这其中，自然也包括要大力关怀并不断推动团的教育训练。正如他所指出的，“党应注意加强团内的政治教育工作”。（《任弼时选集》，第36页。）在详细办法上，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各级党部应常常听团的工作报告，随时加以指点与协助”；（《任弼时选集》，第35页。）在团内开会“讨论教育新同学之办法”时，“有CP组织的地方，应请其常派代表出席，向新同学做政治报告，阐明我们的政策”；（《任弼时选集》，第15页。CP是英文Communist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党组织还要“时常派人到团内报告党的情形与政策，使团员能了解党的作用，使每个团员将来能变成很好的团员”，（《任弼时选集》，第36页。）等等。这些规定被贯彻后，对青年团的成长壮大和青年运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弼时还强调，各级党委在关怀推动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时，要注重发挥报纸、杂志及有关教育材料的作用。他本人则充分利用《中国青年》等团刊，相继发表《列宁与十月革命》《苏俄经济政治情况》《苏俄与青年》以及《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等文章，热情宣传马列主义，并针对青年运动中的种种问题给予指点解答。他还指导推动创办了《白话日报》《教育周刊》等报刊。这些报刊虽然并不完全单纯面向青年群体，但在进步广阔团干部政治思想素质、理论文化水平，以及加强其工作才干方面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任弼时在推进团的教育训练工作时，还有其他一些突出特点，如强调要从青年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到青年的特点，指出：“青年团的工作对象是青年，假如不研讨青年的特点，不采用合适青年的工作办法，就不会有发展，就没有前途”，“要在各种工作中研讨指导教育青年的办法”，（《任弼时选集》，第404页。）等等。这些都是任弼时有关团的教育训练思想的重要内容。
二、任弼时高度注重团的教育训练工作的缘由
任弼时有着长期指导青年工作的实践经验，对青年团的历史特点、实际情况、工作重心和发展目的认识清醒。他对团的教育训练工作的高度注重不是偶尔的。
首先，在任弼时看来，青年同志是中国革命的未来和希望，团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应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注重团的建设，不断推进包括教育训练在内的各项工作。任弼时很早就明确指出青年团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以为其是“为中国一班青年工人农人以及其他被压榨青年群众谋经济利益，作文化运动，并且受着共产党的指挥去作政治奋斗的青年组织，他是青年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任弼时年谱》，第28、29页。）青年团自创立后，名称和组织形式几经变化。1936年11月，为吸收广阔爱国青年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中共中央把青年团改组为青年救国会等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爱国青年组织。共青团组织由此逐渐取消。1946年，面对革命情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任弼时适时提出“能否可以建立青年团”，并连续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和中共中央座谈会进行讨论，仔细听取各方意见。在中共中央座谈会上，任弼时对青年团的历史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明确表示：“今后建立起青年团组织，在党的指导下，青年在解放战争、生产运动和土改斗争中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对文教工作的支持也会更好些。”（《任弼时选集》，第407页。）1949年，他在回忆中国革命历程时深入指出：“过去青年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青年群众本人的积极分子的组织，作为青年群众中指导的核心，才更能有力地推动青年运动的发展。”（《任弼时选集》，第484页。）是考虑到青年团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任弼时一直高度注重青年团干部的培育。1948年，他在西柏坡同中央青委的同志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央将要发布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要求各级党委选派一批党员，加紧训练干部，建立团的组织。不仅如此，任弼时还看到，青年团本身即是一个革命大学校，“做好青年工作的关键在于教育”，（《任弼时选集》，第404页。）“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要指导并鼓舞全体青年团员及广阔青年，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工作中进行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以便能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培育出千千万万有高度政治醒悟又有坚强的实际工作才能的优秀的革命后备军，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种工作岗位去，推动革命事业前进，建设起的确比旧社会不晓得要好多少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且预备将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任弼时选集》，第488―489页。）
其次，在任弼时看来，青年团本身承担的历史使命要求必须加强团的教育训练工作。他以为，中国青年运动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青年团创立后，作为“带政治性的青年先进分子组织，是党的助手”，（《任弼时选集》，第404页。）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从投身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到最终迎来新中国的诞生，青年团面对的历史环境和承担的详细任务也在不断变化，有必要采取各种形式对广阔团员干部进行严厉的教育训练，使其不断进步思想政治文化素质和各方面工作才能，这也是青年团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
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革命情势，任弼时把原则性和灵敏性紧密结合起来，对入团条件进行了适度调整。五卅运动爆发后，任弼时明确提出：“在这次行动中，我们吸收新同学之条件不要太严。对于工人，更绝对不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为引见入校之标准，只需他是老实英勇，能活动而服从纪律者即可。就是对于学生，亦应较前从宽。”（《任弼时选集》，第15页。）大革命失败后，在极为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青年团组织遭到严重摧残，团员人数迅速从35000人急剧减至10000余人。在任弼时等同志的指导推动下，团中央又规定：“在团员数量上如今该当是一个极大发展时期”，工农群众“只需是英勇参加斗争，就具备入团条件，除知识分子酌定候补外，绝对废除一切不必要的限制”。（蔡庆新：《任弼时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青年团的组织建设》，《缅怀与研讨》，第194页。）但这并不意味着团员的标准就可以有所降低。因而，对团员干部的严厉纪律约束和教育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任弼时明确强调，“我们的团体，是一个教育机关，并非政党可比”。在1925年7月21日的指示中，他敦促团组织“各地有新同学大批加入的时分，则须进行特别训练的工作，应由训练员若干人专门担任”，并特别提出，“对于新同学之初步训练”，须注意包括“阐明本校组织的内容及在中国的责任”等内容。（《任弼时选集》，第15页。）根据这一要求，各地团组织普遍开展了对团员的教育工作，绝大多数团员干部因而而牢牢树立起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参见李玉琦主编《中国共青团史稿》（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最后，任弼时之所以高度注重团的教育训练工作，也有莫斯科学习经历影响的因素。任弼时于1921年夏到达苏俄后，成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一届学生，并编入中国班学习，度过了三年宝贵时光。东方大学创立于1921年5月，意在为东方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革命运动培养干部和人才，因而，对各种教学工作抓得较紧，各种课程设置和社会实践活动安排得也很丰富多彩。其中，中国班特别注重党团员的教育训练。中共旅莫支部成立后，更是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支部通过了《旅莫党团训练详细方案》等文件，明确指出，我们来俄的目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革命经验，训练本人成为很好的共产主义者，“如不好好训练本人，将来必感困难”。（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48页。）支部制定了严厉的训练计划，敦促党团员严厉贯彻执行。支部还高度注重纪律建设。1925年7月，中共旅莫支部召开大会，向中共四大提出十项提案，其中明确建议“党的内部要有坚固的合乎科学的组织与严明的纪律”。（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55页。）事实上，这也是旅莫支部本身经验的总结。支部针对党团员训练专门成立了监察委员会，对个别违纪党团员根据党纪严肃处置，予以开除等严峻处分。对支部的各项规定要求，任弼时不但严厉遵行，而且还积极参与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旅莫党团训练详细方案》就是他于1923年5月7日主持旅莫支部临时大会通过的，任弼时还特别建议：为履行党的义务，协助训练团员，党支部担任青年团工作的执行委员应参加团的执行委员会；在研讨专题内容上，则应添加少年运动一项。在莫斯科的三年，任弼时模范恪守各项纪律，刻苦学习马列著作，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增长了才干，开阔了眼界，坚定了信念，被旅莫支部评定为：“用功，思想有提高。”（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56页。）可以想见，这段求学经历必然会对青年任弼时产生深入影响。而从他后来对团的教育训练的注重程度，及表现出的一些理论和实践特点来看，这种影响是存在的。
需要指出的是，任弼时很早就表现出过人的政治目光，他对莫斯科的学习教育模式进行了系统观察乃至深化反思，敏锐地发现了其中存在的“没有注意实际研讨”等种种问题，并在实践中对其如何改进提出了建议。回国不久，他就于1925年2月致电还在莫斯科学习的同志，坦率指出：“此次回国同志……从工作中可以看出，多是缺少实际经验，尤是对于很普通党团及工会组织工作，因我们在莫时没有注意实际研讨，以致不够应用，甚至较国内实际工作者尤为幼稚，玄空的理论，事实上在我们实际工作中是没多用途。”进而提出：“所以我很希望你们能多将党团、工会等组织教育等经验以后能多注意，由于你们恐怕也快要回国的了。”（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71页。）此后，这种反思，不断随着任弼时在国内革命活动的展开而越来越深化系统。这也是他一直强调党团员干部要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内在缘由。
三、几点启示
民主革命时期，任弼时在团的建设，包括团的教育训练工作上进行了艰苦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杰出贡献，对今天我们正确开展团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青年最好的指导者和保护者”，要“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指导”。（《任弼时选集》，第485页。）民主革命时期，各级党组织在团的教育训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历次伟大的青年运动所取得的光辉成绩，都是和党的正确指导分不开的，因而，要一直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青年运动的指导。这是总结中国青年运动必然得出的历史结论，也是任弼时一直坚持的重要观点。还在莫斯科求学期间，任弼时即提出：“少年运动，第一步文字的宣传，第二步当他们有何种运动发生，共产党应加入，一面指点一面宣传，使他们明白经济的来源及最近的趋向，必然形成的新社会步程，使他醒悟，加入革命运动。切防坠入空想的无政府的趋向及其他政党”。（吕小蓟：《从“旅俄中国青年共产团团员调查表”看任弼时早期革命思想的构成与发展》，《任弼时百周年留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从“共产党应加入，一面指点一面宣传”等表述，明确可见任弼时此时已对如何定位党团关系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他积极推进加强指点和充分尊重相结合的党团关系，坚决纠正团的“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倾向，重复指出青年团是“在共产党下的青年群众组织”，（《任弼时年谱》，第62页。）强调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团的指导，使团成为无产阶级青年群众的共产主义组织，成为党最有力的助手”。（《任弼时选集》，第80―81页。）1949年4月，任弼时在回忆中国青年运动时，再次强调指出：“保证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正确的指导，是中国青年运动正确地向前发展的决定因素。”（《任弼时选集》，第485页。）这是他全面调查和系统考虑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团发展历程后作出的结论性判断。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团的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发展。今天，我们正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并获得辉煌成就，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的。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共青团更应该承受和坚持党的指导，无论任何时分，都要以党的政治纲领为奋斗目的，以党的指点思想为行动指南，以党的中心任务为光荣使命，一直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广阔青年最广泛最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四周。
启示之二：“在动员人民力量的时分，必须着重动员青年的力量，充分发挥广阔青年的积极作用”，“使广阔青年积极努力参加各方面的建设工作”。（《任弼时选集》，第484页。）民主革命时期，任弼时一直强调广阔团员干部积极参与革命实践，切实加强才能才干，在党的各项事业中发挥生力军作用。自创立以来，青年团一直响应党的号召，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有而不懈奋斗，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作出了严重贡献。可以说，90多年来，我们党获得的一切成就都凝聚着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阔青年依然重担在肩。当前，党和青年团要进一步鼓励广阔青年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事业，在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建功立业，鼓励青年爱岗敬业、争创一流，组织青年贡献社会、服务人民，动员青年投身基层、勇挑重担。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全国广阔青年要深入了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光荣历史和伟大历程，坚定不移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辟者、贡献者，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贡献中焕发出绚丽光彩！”（习近平：《在庆贺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页。）
启示之三：“使团的工作青年化群众化”，（《任弼时选集》，第19页。）“青年组织应合适青年的要求和特点”。（《任弼时选集》，第403页。）民主革命时期，任弼时不断致力于团的青年化群众化，注意在团的建设上完成先进性与群众性的内在统一。早在1925年，他就强调“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任弼时选集》，第2页。）此后，他针对团“未能注意关于青年本身的工作”，（《任弼时选集》，第20页。）“未能注意深化青年学生群众”（《任弼时选集》，第21―22页。）等问题进行了深化剖析，并提出一系列对策。他特别强调团该当“努力在工农群众中去扩大本人的队伍与影响，由此而加重中国劳动青年和其先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革命中的责任与使命”。（《任弼时选集》，第27页。）他注意适时调整工作方针，提出“今后学生活动的主要方针应是‘到群众中去’”。（《任弼时年谱》，第69页。）他还特别强调要相应加强团的组织建设，以为“当然要注意组织问题，由于我们要接近群众，须纯视组织上的结构能否合于与群众接近的需要”。（《任弼时选集》，第2页。）1926年7月，在他指导推动下，团中央三届二次扩大会议特别规定，团的“一切组织的方式和内容，都要合适青年群众心理和生活的需要”。（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104页。）他还针对青年团历史上发生的一些偏向，深入指出其“主要是由于未去研讨青年的特点，未去研讨合适青年的一套办法。这是一个基本问题”。（《任弼时选集》，第404页。）这些科学阐述，是任弼时团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青年团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的重要指点原则。习近平指出：“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人民日报》2015年7月8日。）今天，我们应该根据青年群体的新状况、新变化和新特点，进一步保持和加强团的群众性，坚持面向青年，深化基层，把青年需求作为工作的立足点，把青年称心作为衡量工作成效的基本标准，大力健全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加快新领域新阶层组织建设，把共青团的根更深更广地扎在广阔青年之中。
启示之四：要高度注重团的教育训练等方面工作。民主革命时期，任弼时一直关注着团的教育训练工作。在他及其他同志的关怀和努力下，团的教育训练工作蓬勃发展，对保证青年团各项建设的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任弼时不仅强调在革命历程中要加强团的教育训练，而且强调在革命胜利后，这一工作同样不能放松。早在1924年11月，他即撰文指出：“无产阶级的国家，对于正在发育的青年群众，尤是无产青年，须加以特别的社会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将来为共产主义社会经济文化上组织上的真正建设者。”（《任弼时年谱》，第29页。）新中国成立后，任弼时身体力行，继续关怀着青年团的各项工作。1949年10月21日，就在他辞世前六天，还强撑病体，为《中国青年》创刊27周年撰写了留念文章，勉励刊物“应该承继发扬过去历史上的战斗传统，更密切地结合广阔青年群众的实际斗争和更生动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中国青年》可以成为指点中国青年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工作的更有力的武器”。（《任弼时选集》，第494页。）今天，共青团的工作环境、组织依托、工作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深入变化，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团的教育训练工作力度，特别是积极引导青年承受先进思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青年、用远大理想鼓舞青年，引导广阔青年不断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共青团保持和加强先进性作出新的贡献。
总之，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任弼时高度注重包括教育训练在内的团的各项工作，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获得了丰硕成果，积累了丰富经验。任弼时为青年团工作确立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宝贵财富，他的崇高品质值得广阔中国青年敬仰和学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研讨室研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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