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献忠据川期间，“天府之国”横遭涂炭；然强虏悍清统治之时，尤其是早期，对汉族人民的镇压也绝未有半点客气，一丝手软。所以说，公元十七世纪的蜀地，是一部充满血泪不忍细叙的历史。
此人身长面黄，声如巨雷，一吼间，京城煤山鸟雀纷纷跌落，崇祯皇帝一日数惊。
生于陕北黄土高原，饱尝人间苦味。当时穿华贵暖靴的贵族，难以体味编履人等的艰辛。他们在极度高压难耐时，如强力弹簧绷起，这就是献忠（同时期还有李自成等）之辈，甘碰风口刀尖，众人响应追随──“干啦”！于是转战鄂、豫、陕、川，几度跌宕起落，诈降暂隐伺机重振。这位大帅移师转移时，最不能忘却的是铁炮和妻妾们──最硬的和最软的，一样也不能丢。
但凡经过宫苑王陵，无不劫掠焚烧，从最低要求讲，此人绝对“缺乏文物保护观念”；后期据四川诛杀富豪，不仅是从来不讲“区别对待政策”，恐也难免青红皂白不分，有滥杀无辜之嫌，这笔账究竟如何细算？只有问他本人，但除非老张还魂。
水流千转还是那个怪圈，“农民起义”最后走的都是“华山”一条路：改朝换代当皇帝。纵然明知当不稳，哪怕沾一下龙墩的边儿也好，总不枉厮杀半生。此人就是在万分仓促间坐上了“大西”皇帝的宝座，不过，还没有坐热，便只能匆匆开拔。人生有时候再贪恋也没辙──受用不如逃命。
也许在那个时候，“大西”皇帝老张尚不至于那么绝望，毕竟在这以前“大西”军只是和明朝军队交过手，而从未跟清军骁骑过招。其实，李自成军也好，张献忠军也罢，都不是没有与清军碰撞的机会。因为，皇太极和多尔衮时期，悍清（后金）军都曾不止一次从长城的不同关口强袭深入明朝腹地（明将卢象升就是在今之河北南部与金虏激战而捐躯）。只不过在那时候，李、张旨在夺取明朝政权，而采取了某种“讨巧”策略，尽量不与清骁撞击。这样的“好处”是躲开最凶悍之敌，减少了有生力量的损失；但不利处是：军队得不到应有的严酷锻炼，当然就谈不上汲取必要的经验和教训。这时候，对张献忠来说，清军之厉害基本上是听来的，而不是在阵前一枪一刀拼出来的。也正因如此，当李闯军在山海关之战遭重创后便望风披靡，败军一泻千里。而杀红了眼的清军同时也绝不饶过另一支“大西”农民军。此时“躲”在秦岭巴山那边的张献忠恐还多少心存侥幸：蜀道之险足以使清军不致瞬息即至。孰知悍清骁骑哪里管得大诗人李白九百多年前“噫吁哦！危乎高矣！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惊呼，铁掌马蹄踏破了一道道险关峻隘，真的应验了“兵贵神速”的箴言。但对清军而言，却未必是从“武圣”孙子兵法那里学来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政权和军队在其全盛时期，可谓是“无师自通”地具备这一优势。他们追击“大西”军之速，确出乎张献忠预料，据说张在西充稍稍立足，骁清军已至；张当时袒胸而立正在张望之际，对方豪格之强弩击发正射中要害，张不治身亡。这一箭成为“大西”流动“政权”的死结，余部虽有零星抵抗，但已不再成气候。
张献忠据川期间，“天府之国”横遭涂炭；然强虏悍清统治之时，尤其是早期，对汉族人民的镇压也绝未有半点客气，一丝手软。所以说，公元十七世纪的蜀地，是一部充满血泪不忍细叙的历史。
言至此，我仍然要说：“大顺”李自成，“大西”张献忠，无不惨败于骁清之手，欲阐述个中原因，非只言片语所能说透。但有一点，此二人均未如明之重臣大将洪承畴、吴三桂之流屈膝降清（也可能时间环境不容）；后者不仅降清，且率军镇压汉族人民，较之清方更加残酷卖力。如此说来，李张之败于骁清，只能说是自小吃“草”科食物的输给自小吃牛羊肉喝牛羊奶的；多半靠两条腿丈量的输给自小在马背上滚过的；准乌合之众的败给训练有素的八旗“巴都鲁”；其首领死得虽不算壮烈倒也死得其所，总还说得过去吧。
最后便要落点于本文标题中所云之“川江沉金”。那就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岷江打捞近四百年前张献忠“大西”朝落幕前的一举：仓促而有准备地将“大西”金册，金银珠宝以及钱币等沉入江中。一般是将整棵圆木破成两半中间挖出填以宝物，然后以三合土之类封好再沉入。以图日后卷土重来，哪怕是“死灰复燃”也好。然而，他们再也没有回来，其间传说不断，物件也有零星发现，但真正大批量的打捞和挖掘，还是近年来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劳动所获的巨大成果。第一阶段的发掘已出水各种金银珠宝一万数千件之多。不论当年张献忠此举的动机为何，当时没有胡扔乱抛还是产生了歪打正着的效果。设想，如果当时未经任何处理而被不逞之徒们得到，金银财宝也要烂在贼的肚子里。如果落到清方占领者手里，必然要被八旗子弟们挥霍殆尽。而今天，万幸归于我们国家所有。尽管是歪打正着，亦可使当年的西充之叹画上一个比较平和的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