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沛・阿旺晋美将军（1910.2―2009.12），藏族，西藏拉萨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中将之一。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 
阿沛・阿旺晋美中将照片
阿沛・阿旺晋美将军简介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1955）。1910年2月生于西藏拉萨。藏族。1934年被征入贵族子弟兵营，先后任班长、排长、营长。1936年后，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孜本（审计官）、噶伦、昌都总管等职。1950年任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1年4月任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赴北京谈判，于5月23日同中央人民政府签署了以驱赶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要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西藏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指导下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实行西藏民族内部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按照西藏的实际状况逐渐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为主要内容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为人民解放军随后分路自西康（今分属西藏、四川）、云南、青海、新疆等地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做出了贡献。1952年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1956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1959年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1965年后任西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主席、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 阿沛・阿旺晋美故事见证西藏百年历史风云
高龄的阿沛・阿旺晋美，是一部人生的大书。他是半个世纪前在中南海勤政殿签署《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独一健在的代表，是西藏自治区政府的主要缔造者和首任主席。从年轻的庄园主少爷到西藏地方政府高官，从首席谈判代表到国家指导人，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阿沛・阿旺晋美投身于时代的伟大变革，亲历了西藏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回首往事，他的内心充满了欣慰和骄傲，虽历尽沧桑而无怨无悔。
从年轻庄园主到贵族高官：旗帜鲜明反对“西藏独立”，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谈判
1910年2月，在西藏拉萨一个有蒙古族血缘的贵族霍尔康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阿旺晋美。襁褓中的阿旺晋美被母亲带到她在墨竹工卡县的加玛庄园抚养。阿旺晋美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他的玩友全是农奴子女。童年时的阿旺晋美在拉萨一家私塾学习藏文。14岁时，拜在格西喜饶嘉措门下，学习文法、诗学、历史和哲学。3年后，又拜三岩地区红教活佛大苍为师，修习佛学经典。格西喜饶嘉措和大苍活佛都是学问渊博、品德高尚的佛学大师，阿旺晋美从他们的言传身教中，不仅学到了知识，更学会了做人。格西喜饶嘉措大师是位刚正不阿、嫉恶如仇的人。他酷爱祖国，反对“西藏独立”，鄙视贵族们尔虞我诈，这些对少年时期的阿旺晋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逐渐养成了独立考虑，敢于担当的性情。而他聪颖过人、勤奋好学的特点，又深得格西喜饶嘉措大师的喜爱。1951年他作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赴北京进行和平谈判途经西安，见到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格西喜饶嘉措大师时，大师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以有你这样一个学生而高兴!”
17岁时，阿旺晋美回到加玛庄园。此时他已是一位心胸开阔、藏文水平较高，并有一定历史知识的青年，以庄园主少爷的身份，替代母亲管理庄园。他对农奴和奴隶从不吆三喝四，对那些曾是幼年玩友的青年农奴更是一如儿时，密切相处，这使他对农奴和奴隶的苦难有了深切了解，感到长此下去，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从而萌发了旧制度需要改变的想法。20岁时，他应征进入藏军“仲札兵营”当兵，在很短的时间内，从班长逐级升任为营长，官阶五品。
1935年，阿旺晋美与年方17岁、出生于贵族宇妥家的阿沛・才旦卓嘎结为伉俪。婚后，他以阿沛家族承继人身份向西藏噶厦政府申请出仕获准，正式承袭了阿沛名号，改名为阿沛・阿旺晋美，进入贵族官员行列。他先后担任西藏地方政府昌都粮官、民事法官。1945年，35岁的阿沛被提升为孜本(审计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解放西藏成为完成祖国大陆领土主权完整统一的关键一步，势在必行。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
但是，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掌握在以摄政达札为核心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手里。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直接策划指使下，蓄意要搞“西藏独立”，并为此连续召开官员大会，讨论追求“独立”的两大问题：一个是扩军备战，武装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派出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哀求这些国家给予“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
当时迫于势力压力，又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政策，加之个别分裂主义分子带头误导、怂恿，与会官员们几乎众口一词，对两大问题均表示赞同。按照旧例，阿沛・阿旺晋美以孜本身份作为会议的主持人之一，不能发表本人的意见。但是他从丰富的历史知识出发，认定西藏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改变不了，“西藏独立”不可能完成，感到假如会议通过上述方案，付诸实行，必将给西藏带来灾难性后果。为此，他声明抛开旧例，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大家都晓得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西藏问题只能由中央政府处理。因而，应派一个代表团去北京，同中央政府商谈。二是同解放军只能谈判不能打仗。国民党号称有八百万军队，还有美国协助，同解放军打的结果是彻底失败，最后跑到台湾去了。我们西藏男女老少齐出动，也只有一百万，既没有经过训练，更没有武器，怎么能打赢呢?打的结果只能带来不堪设想的灾难。
阿沛是第一位站出来表示不同意见的。那些原来随声附和的人，或者有异议而不敢发言的人，听了他的话立刻活跃起来，说阿沛的意见有道理，应该把他的意见同原来的两个方案一起，作为会议通过的共同意见上报噶厦和摄政最后决定。会议状况很快传到社会上，引起激烈反响，大家普遍以为阿沛不顾个人安危提出意见，完全是为西藏着想。此后到1951年期间，他曾5次向达赖喇嘛、摄政和噶厦报告促请派代表同中央政府谈判。
1950年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宣布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事宜进行谈判。这使阿沛・阿旺晋美和那些主张和平谈判的人们遭到鼓舞和支持。也是在此时，摄政达札和噶厦任命阿沛为增额噶伦兼任昌都总管，接替任期已满的前任总管，主持昌都地区的文武事务。阿沛在赴任前，向噶厦和摄政写了报告，恳求准许他到昌都后不接任总管职务，而是“一路东去，溯水寻源，找解放军谈判”。但是这个恳求没有被同意，阿沛只好去昌都接任总管。
在去昌都的途中，阿沛耳闻目睹了由于扩军备战，动员民兵上前线，极大地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已经断粮，生活苦不堪言。到达昌都后，阿沛立刻向噶厦写报告申诉百姓的苦难，提请中止扩军备战。在没有得到同意前，他就下令遣散了已被派往金沙江一线布防的8000多名民兵，要他们各自回家种地养畜，恢复生产。10月中旬，解放军被迫发起昌都战役，击溃金沙江西岸一线的藏军，向昌都镇挺进。此时，阿沛率总管府主要官员分开昌都镇西行，在距昌都一日行程的朱贡寺住下来，等待解放军前来接收。同时他派出官员分三路去寻找解放军接头谈判。解放军进到朱贡寺后，他积极协助解放军遣散了从前线败退下来的藏军全部士兵。
昌都解放后，回到昌都的阿沛・阿旺晋美遭到了解放军的热情欢迎和优待。经阿沛与解放军十八军前线指挥所王其梅将军商谈，达成了解放军暂停西进，争取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临时协议。阿沛和在昌都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40人两次联名签署报告，以亲身经历和对共产党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的理解，阐明解放军进军西藏是为了保卫国防，协助西藏发展建设，敦请西藏地方政府指派代表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西藏和平解放的首席谈判代表：缔结历史性的《十七条协议》，毛泽东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化下，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改变了态度。1951年2月，达赖喇嘛和噶厦任命阿沛・阿旺晋美为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全权代表，和另外4位全权代表赴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阿沛-阿旺晋美出发前，给达赖喇嘛写报告，要求明确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同意人民解放军进藏，谈判才能成功。
1951年4月初，阿沛・阿旺晋美等3位代表抵达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邓小平接见并宴请了阿沛一行。多年以后，阿沛回忆说：“他是我在西藏和平解放前夕见到的第一位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导人。虽然我们是在互相完全陌生的状况下见面的，但是这次最初见面，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坦诚亲切的谈话，仔细详细地解释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入的印象，对我当时在相当程度上消除疑虑、添加和谈成功的决心，以及后来转向革命、走上革命的道路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因而，我不断把他看作是我投身革命的第一位引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