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正值伦敦大火灾发生350周年，BBC网站、《金融时报》、《纽约时报》等英美主流媒体不约而同刊载纪念文章，论述这场超级火灾如何使伦敦从一个古老破落的中世纪城市脱胎为现代都市，继而在18世纪成长为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
替罪羊
火灾余烟消散，9月底，英国议会组建火灾调查委员会，开始调查火灾起因。
1666年的英国适逢多事之秋。其一，数十年的英国政治和宗教动乱结束没多久，国内各派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思想对抗尚未平息。其二，英国正与法国和荷兰交战，英国民众排外情绪高涨。因此，火灾第二天，有人故意纵火的谣言便流传开来。谁有作案动机呢？在大众眼里，因失势而愤愤不平的共和主义者，效忠于克伦威尔、图谋叛乱的军队，遭受迫害和排挤的天主教徒以及不信国教的新教徒，法国间谍或荷兰奸细，他们都是嫌疑犯。
很快，一个名叫罗伯特·休伯特的法国钟表匠被抓获，供述了犯罪经过，即他如何伙同23个同谋在面包店放火。可是，随着调查进展，一些事实浮出水面，与他的供词不一致。例如，他所乘坐的轮船船长证实，火灾发生两天后船才靠港，就是说，休伯特不可能在案发时出现在现场。再如，休伯特不知道法里诺的面包房没有窗户。还有，他一腿残疾，明显不具备作案能力。更蹊跷的是，证据明明有利于休伯特脱罪，他却在审判过程中不断修改口供，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对此，史学家克拉伦登伯爵在《英国叛乱和内战史》中评论道：无论法官还是出席审判的任何人，谁都不相信罗伯特·休伯特有罪，但他是个精神错乱的可怜人，意图自杀，一心求死。
判罪证据缺乏、证词漏洞百出，然而，英国人需要一个替罪羊来平息民愤和骚动，进而瓦解潜在的政治动荡。这个心智异常的法国人无疑是个完美的牺牲品。于是，罗伯特·休伯特被法庭定罪，于10月下旬被处以绞刑。
休伯特被处死后的第二年，火灾委员会正式出具调查报告，结论是没有证据证明伦敦大火灾是人为纵火。此时，纵火阴谋论已深入人心，再无人相信死者的清白。
休伯特被处死后的第三年，一个名叫泰斯特·奥茨的人捏造谣言，宣称一批耶稣会教士拟定了一个暗杀国王查理二世的计划。该事件导致20多人被处死，史称1668年“天主教阴谋案”。此案促使众议院通过决议，将伦敦大火灾归咎于天主教团伙叛乱，并将此判决刻在大火灾纪念碑上。直到1831年，这项莫须有的罪名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才从碑体抹去。
“我将再起”
伦敦大火灾前后，荒诞可悲的故事轮番上演。然而，著名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为新圣保罗教堂选定的座右铭“我将再起”（resurgam），则昭示这场火灾为后世储蓄了积极的资源。
大火熄灭仅1个月，英国议会便通过第一部《伦敦重建法案》，严格规范建筑标准和建筑材料，以根除住宅火灾隐患。法案规定了街道的宽度、民宅的高度，明确建材只允许使用石头和方砖，严禁拓宽顶部楼层。违反条例的房屋一律拆除。
4年后，指导大型公共建筑重建工作的第二部《重建法案》发布。克里斯托弗·雷恩被委以设计和督建新圣保罗大教堂的重任。这座与原教堂风格迥异的宏伟建筑至今仍是标记英国国教身份的一张名片。
建筑要防火，救火设施、救灾制度也要现代化。伦敦大火灾带来了改变历史的三样新发明：消防栓、火灾保险公司和消防局。
1668年，伦敦市发布《防火条例》，要求在每条街最显眼的地方安装消防栓。1667年，内科医尼古拉斯·巴本从灾后财产纠纷中发现商机，创建史上第一家火险公司。公司自备消防队，每个投保客户有独一无二的保险号，保险公司可应召救火。随着保险公司陆续成立，各公司消防队协同救火的实践日益增多，最终促成伦敦消防局组建。
种种措施，帮助伦敦破除重复千年的焚毁-重建之轮回，在18世纪成长为欧洲最大城市。伦敦不负众望，实现了克里斯托弗·雷恩一代的“再起”预言。
伦敦大火灾如同一个舞台，演示了人类历史上许多大灾难的共性：灾难总与阴谋论共生，灾难时常被人利用。可是，它也告诉我们，劫后重生的希望总会为直面灾祸、勇敢自我纠错的人们预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