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8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华东海军人员时发表谈话，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谈到结束不久的渡江战役，谈到粟裕在渡江战役中的作用。他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开始创造的时候和受到挫折以后，总有些人没有信心。过后发展了，又胜利了，他们又有信心了。就这样，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嘛！”又说：“对于渡长江也是一样，开始我们许多同志对于突破蒋介石的长江防线也是缺乏信心的，粟裕他们几个同志有信心。结果，又是我们胜利了，而且比预想的要顺利，要快。”
对中国历史了如指掌的毛泽东深知，长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他说：“长江不是个阴沟，而是阳沟，过长江不容易。”在中国战争史上，对于进攻者一方来说，渡江之战历来败多胜少。从三国赤壁之战、宋金采石之战到西晋灭吴之战，历次渡江之战的经验教训说明，无论进攻与防守，无论胜利与失败，长江天险并非决定因素，关键在于战略指导的正确或错误。
在渡江战役开始之前，蒋介石集团曾经梦想依靠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他们说：“长江自古天险，曹操、苻坚都渡不过来，何况共产党，除非他们是天兵天将。”这一次，他们又打错了算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一夜之间就突破了蒋介石自吹“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百万雄师过大江，宣告延续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破产，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实践再次证明，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是战略指导和战役指挥的正确与否。
粟裕晚年谈到渡江战役时说：渡江不紧张，国民党的江防算不了什么，那时我们的火力已经超过并压倒敌人了。当然，我们在战术上和具体部署上是很重视很周密的。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必胜信念，是建立在对敌我战略态势的科学分析和丰富实践经验基础之上的。抗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在南京至江阴段三次成功地率军渡江。1940年，他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渡江北上，执行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4年，他率领苏中主力部队和地方干部近万人分两路渡江南下，执行向苏浙皖边发展的战略任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率领苏浙军区部队和地方干部6万余人分批渡江北进，贯彻执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那三次渡江，都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采取出其不意、避实就虚的战法，选择敌人的薄弱部位偷渡。粟裕从三次渡江的实践中体会到，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防线。这一次是粟裕第四次率军渡江作战，他已有成竹在胸，并且进行了长达十个多月的准备。
粟裕认为，即将进行的渡江战役，是在南线战略决战胜利，把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歼灭在江北以后进行的，与中共中央1948年初设想的渡江南进大不相同。一是形势任务不同。那时，中共中央决定渡江南进的目的是将战争引向国民党深远后方，调动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队20个到30个旅回防江南，以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现在，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358万人，解放区总人口达到约2亿人，在政治上、战略上、数量上和技术上都取得了优势，而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部队已被消灭殆尽，残存的作战部队仅有146万人，国民党反动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已濒临总崩溃境地。人民解放军“全国作战的总任务，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与残余军事力量”。二是斗争更加复杂。这次渡江作战是在国共两党重开和平谈判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蒋介石玩弄“求和”、“引退”阴谋，企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伺机卷土重来。长江沿岸，特别是京沪杭地区，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对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次渡江作战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外交斗争相结合的复杂斗争。它不仅要与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密切配合，而且要准备对付帝国主义者可能的武装干涉；不仅要在军事上打败敌人，还要在政治上打垮敌人；不仅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要考虑到战后的经济恢复和建设问题。三是作战方法不同。这次渡江作战，是在人民解放军占有强大优势条件下，采取以实击实的战法，大部队公开地、宽正面地强渡。作战地域之广阔，参战兵力之众多，作战方式之复杂多变，不仅在解放战争史上是空前的，在中国以至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仅第三野战军参战部队就有65万人，担负着700余公里正面、300余公里纵深的作战任务，既有江河进攻战，又有野战追歼战，更有解放战争中最大的城市攻坚战，要求进行更充分、更扎实、更科学、更严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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