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国难中，最大的入侵国是我们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这也是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第二次入侵中国。这次入侵中，日本将沦陷的北京当做一座巨大的走秀台，向西方世界展示它的“文明形象”。另一方面，也是在日本的刺激下，清政府开始全面改革。当然，“文明”面具的后面是带血的武士刀，在“亲善”、“共荣”的口号下，日本对中国一次又一次举起战刀。
北京沦陷了，恐怖依然，只是换了色。
在此前义和团的“红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可能因一盒“洋火”(火柴)就被指为“二毛子”，而被全家绑到庄王府(现今平安里一带)门前开刀问斩。如今，在八国联军的白色恐怖中，北京市民又可能因为穿了条红裤子而被指为“拳匪”，同样遭到处决。步枪上那带着深深血槽的刺刀，虽短，却与古老的大刀片儿一样令人胆寒。
八国联军将北京城分区占领。北京人很快就发现，与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洋鬼子们相比，身材矮小、能写汉字的东洋鬼子倒不显得那么穷凶极恶，日本人所占领的东北区(朝阳门以北、德胜门以东)随即成为刺刀下讨生活的北京人的避难之地。
日军有意将这座沦陷的城市作为舞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崭新”形象。
满城尽披太阳旗
日本之行事缜密令西方人望尘莫及。
在八国联军确定了各自的占领区后，仅仅3天时间，不仅日占区，而且整个北京城似乎到处都是日本的太阳旗。这是日军主力第五师团从广岛出发时就带上的“必要装备”，他们精心准备了数万面小型日本国旗，在那颗红太阳边上的留白处，用汉字醒目地写着“大日本帝国顺民”。如今，铁骑入城，这些“免罪符”被迅速分发给北京的市民们，无论是朱门府邸、四合院还是贫民窟，都挂上了这一新的“门神”，西方人吃惊地发现：大清国的首都似乎被日本一家独占了。大街上的不少店铺，除了太阳旗外，还挂上了拙劣的英文告示：“Belong Japan”(属于日本)。
美国著名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著有汉学名著《中国人的性格》，后来推动了庚子退款及清华大学、协和医院的建立)记载道，北京市民为了避免迫害，出行时手上都会拿着列强们的国旗，而以日本旗为主。但除了日本旗外，其他旗子多是北京人自制的“盗版”，十分粗糙，一到下雨天，旗子上的涂料就掉色，看上去十分怪异。在刺刀之下，英语也得到了迅速的普及，北京胡同的墙壁上刷上了标语：“Pray officer excuse. Here good people”(求求官爷开恩，这里都是好人)，甚至在一座曾经作为义和团坛口的寺庙门上，也贴上了“God Christianitymen”(上帝基督的子民)。
面对各色洋鬼子，北京人迅速地做出了自我调整，曾经满大街的义和团们早就没了踪迹，似乎被人间蒸发，人们都将自己打扮成了“拳匪”的受害者，“使自己适应新的环境，如同水被倒进容器里那么自然”(明恩溥语)。
“文明”的招牌
一个名叫川岛浪速的35岁日军翻译，应日本派遣军司令福岛安正的再三请求，在日占区开始指导警务工作。日军设立了“安民公所”，其所长、事务官和宪兵均由日本警官担任，巡捕则雇佣中国人，成为北京的新警察，在最为动乱的数月间在辖区内迅速恢复了秩序，日占区因此成为北京最早恢复市面繁华的区域。
川岛浪速还招收了40名“有文化”的中国人参与“警务速成训练课程”，随后又招收了50人。日本人回复秩序的能力，和在人才方面实行可持续发展的眼光，给负责留守的大清国中央领导人、庆亲王奕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局势稳定后，另一位国家级领导人、肃亲王善耆，应日本公使的要求，从清军中精选了240名士兵，组成了“巡捕队”，臂缠白箍，上盖“安民公所”大印，腰间挂着佩刀或马棒，执行巡逻，开创了北京警政的先河。而肃亲王因此与川岛浪速成为哥儿们，甚至其女还拜川岛为义父，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川岛芳子”。
日军在占领区内显示出严明的军纪，这几乎得到了西方记者、外交官及军官们的一致认同。美国随军记者、《纽约时报》的奥斯卡(Oscar King Davis，当时派驻菲律宾，随美军第14团从马尼拉前往北京)为著名的《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详细报道了各国军队在京津地区的抢掠情况。他观察到，俄、法军军纪极坏，到处烧杀抢掠，而日军与美军相对恪守纪律，其中，日军的纪律更为严明。他引用一个西方军官的话说：“作为基督教国家的一名军官，我很羞愧，今天我见到一名被我们长期地称为异教徒的日本军官，他说抢掠是不对的，并且绝不允许。我无话可说，因为我的人都在抢掠，而他的人没有。我无法阻止抢掠，而他却能。”
美国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的夫人莎拉(Sarah Oike Conger)在其写给美国亲友的信中提到：“中国商人带着货物回到北京时，先是悄悄溜进日本人的辖区，因为他们最信任日本人。后来，这些街道变得拥挤不堪，日本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到城里别的地方去，他们立刻就涌进了美国人的辖区，挤满了街道，并留了下来。”
在八国联军中，日本是出兵最多的，在天津、北塘、通州等各次战役中，日军几乎都担当了攻坚先锋，伤亡惨重，占到联军总伤亡数的40%左右。日军作战凶悍，给其他国家的军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美国外交官小田贝(Charles Denby， Jr， 1861-1938)给《哈泼斯周刊》撰文，认为“那些在联军中与日军曾经并肩作战的他国军队，今后如果不得不与日军为敌，一定会犹豫再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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