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但我们需要晓得，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而非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酷爱告密的奸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商鞅以为，善民注重亲情，会互相包庇;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会互相告奸。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便无处逃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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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是为人所不齿的。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历史上，但凡申韩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汉武帝时代、武则天时代、朱元璋时代以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入的宋王朝，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并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而是说告密的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士大夫群体乃至君主都自觉抵制告密，以告密为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