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访：粉碎“四人帮”后，出过好几份中央文件揭露“四人帮”的罪行，其中有些江青借故整身边工作人员的内容。您是否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马：她跟我闹过别扭，但次数并不多，而且我的感觉是她有时候是心里有别的事，把火撒在工作人员身上是借题发挥。
前面说到江青的几怕，她很突出的一怕是怕风。她每次出屋之前，都要身边的人员先看好风向，不能让风正吹着她。从保健的角度说，被风吹着，体弱的人便容易着凉。但风向不是那么容易看的，有时风从这边刮过来，但在楼里拐个弯风向就变换了。
江青发脾气，多与吹风有关。因为江青有这些毛病，她是不太愿意参加有外宾在场讲究比较多的活动的。比如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安排她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有西哈努克也到场的联欢活动，她的内心就很不情愿。
那天临走时，江青就有点别扭，穿衣服系扣子时，手也有点不听使唤，汗随即就下来了，她的情绪也随之坏了起来。出屋时她非说被风吹着了：“我不能去了，你们怎么看的这个风向啊？你们这是软刀子杀人啊！”本应有江青出席的场合而她没有到，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事情。
其实那天我们并没有报错风向，因为钓鱼台内的一座楼顶上专门有面旗子，随风飘摆显示风向，我就是据此报的。但江青坚持说我没报准，结果让我停职反省。当时江青身边就我和小张两个护士，我一停职，小张就辛苦死了。
于是有关领导就找我谈，让我向江青当面承认错误，以便赶紧恢复工作。但我觉得如果自己真的错了，可以检讨，但此事纯粹是江青借故生事，自己一点错误都没有，如何检讨，就坚持不认错。
僵持了几天，大家都很敬重的支部书记程汝明也来劝我：“你要是不去认错，那小张就累死了！”他同时也去做江青的工作，说不能两边都拗着。江青也感到还是需要我，才没有非逼着我做检讨就让我回来了。
我在的那段时间，江青更多的精力都集中在对政治地位和更高权力的强烈追逐上了。这一点，我们通过对一些细小的事情的观察也能感觉出来。例如江青收到信函，信封上写的是“毛泽东夫人收”，她看了就特生气；写“江青同志收”就好一点；要是写着“江青政治局委员收”，她就很高兴地拆开看。
在江青身边工作比较辛苦，感觉难伺候，更主要的是在于她有许多习惯和讲究。比如她用惯了的东西，到哪里都要带着；她习惯了的方式和规矩，到哪里都要保持。因此她的出差就像大搬家，什么她常用的东西都得带上，包括夜间用的马桶。因此随江青出行是极其累人的。在诸多讲究中，可以称最的是江青卧室的布置。她的讲究并不是要求多么豪华奢侈，比如到大寨，住的是窑洞，房间内的用具也很普通，她也照样住。但她对所到之处的卧室内陈设的布置却一丝不苟，必须和她在北京的卧室一样。
比如，桌子、床铺与房间窗户、门所对应的位置，床头的朝向，她上床时的走向等等，都要和她在北京时的一样。她经常用的小物件摆放的位置，什么东西放左手边，什么东西放右手边，都要保证她能和往常一样，按习惯顺手就能拿到。因此每到一个新地方，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护士们就特别忙碌，要搞一番大挪移和调整。
访：您说到大寨，让我想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负责过江青警卫工作的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邬吉成对我讲过的一件事情。
那是１９７６年江青最后一次去大寨，离京的时候，毛主席的情况就非常不好了。结果他们到大寨不久，就接到北京来的电话，说毛主席病情恶化，要江青立即返京。邬吉成说因为大家并不了解电话的具体内容，但电话之后马上通知要立即返回，就预感到是毛主席的情况不好了，很快就收拾停当了行装，准备出发。但只有江青不知怎么搞的，在她的房间里磨磨蹭蹭，大家等了她好长时间。当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能不能说是江青对毛主席没有感情，不把毛主席的安危挂在心上？
马：我那次真没有觉得江青的行为有什么特别的，也没觉得在得到返回北京的消息后，等了江青很多时间。我想可能是当时他们的心情急迫，相对他们的动作快，才感觉江青的动作慢。在日常行止上，江青一直就是这样比较慢条斯理，而的确不是风风火火干脆利落的。也可能是我们这些搞内务的对此都习以为常了，所以并不感觉她拖拉了很长时间。
另外，江青长期患有便秘的毛病。她隔段时间就会出现坐在马桶上长时间解不下来大便的情况，甚至坐几个小时的情况都有过。这时候其实她自己也很痛苦，这个情况别人不太清楚。我现在也记不清那天是不是又赶上了江青便秘，如果真赶上了，那肯定是要让大家等很久的。要说江青把毛主席的病情特别挂在心上，确实不是那么回事；但要说江青根本不关心毛主席的病情，对毛主席一点感情也没有，这大概也不太符合事实。她临离开北京之前，就去看过几次毛主席。但江青对毛主席的感情和关心，确实没法和另外几位中共领袖的妻子对丈夫的感情和关爱相比，像邓大姐对总理，像张洁清对彭真……江青确实和那些老大姐不一样，她不太会关心人，而是总要人去关心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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