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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采取一致行动是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
五卅惨案后，借助国内激扬的民气，北京政府于1925年6月24日向华盛顿会议与会国递交照会，正式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北京政府在照会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自近年来，中国舆情及外国识者，佥谓为对于中国公道计，为关系各方利害计，亟宜将中外条约重行修正，俾适合于中国现状暨国际公理平允之原则”。
在各国反应之中，英国的态度最为强硬，法国和葡萄牙次之，美国最为宽容，日本相对温和。当时英、美政府分别将自己的建议案转致其他有关各国，探听他国是否赞同己见，由此引出了日本修正关税声明草案后的折衷方案。7月中下旬，日、英、美政府先后拟具各自的复照文本，基本上还是各唱各的调，所表现出的立场与观点相去甚远。由于对华采取一致行动是列强在华盛顿会议上达成的共识，为了协调各方观点，有关各国之间进行了密集的磋商。
历经两个月的紧锣密鼓的协商，有关各国终于消弭歧见，复照表示“对于中国政府修改现行条约之提议愿加考虑，惟务须中国政府以同等程度履行其保障外人权利之义务。同时警告中国政府必须证明愿意且有能力平息骚乱及排外煽动活动。”1925年6月24日的修约照会，标志着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修约运动的进程。拖延已久的关税会议和法权调查会议终于先后召开，但可惜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在与有关国家的修约交涉中，北京政府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单方面废约的行动。然而，北京政府的虚弱地位，大大地削弱了其外交努力的作用。外交官们的勇敢行为，并不能挽救北京政府在国内斗争中失败的命运。随着北京政府的垮台，曾一度很有气势的修约运动也就烟消云散了。
20世纪20年代，中央政府失去了统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军阀割地而治，各派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
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治的特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失去了统驭全局的能力，南北大小军阀割地而治。经过多年的混战，到北伐战争前，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和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一方。各派背后都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奉系的后台则是日本帝国主义。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之间的矛盾开始凸显，张作霖为左右北方政局，有意亲近日本。他在会见日本贵志少将时说：对日政策必将实行真正亲善主义，外国人宣传亲日之段祺瑞已经没落，余将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承认之，索性将一贯依靠日本之态度，彻底公布。今日在东三省，包括长江以北地区，坚决抵制排日思想之传播。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张作霖不放心前方的情形，特意从奉天派出一个日本军事顾问团，为首之人系一名日本中将，据说是日本南满铁路守备队司令。当直奉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正酣时，奉系子弹告急，一、三联军只剩子弹20万发。第一军的裴春生一个旅，一个晚上就消耗了20万发。张学良从奉天于1周内带来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子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收到这些弹药，郭松龄率领4个旅出击，一举击败直军。两次直奉战争的背后都有英、日两国的背后支持，但最终的决定原因并非外力。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北洋政治迎来了其最为强劲的参与者和挑战者。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下，1926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洋政治即将被清扫出历史舞台。（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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