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濒死时只感觉到其中的一两种体验，有的人则多种体验同时并存或交织出现。根据研究中的统计，有半数以上的人濒死时在对生活历程进行回顾。
近半数的人产生意识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感受，觉得自身形象脱离了自己躯体，游离到空中。自己的身体分为两个，一个躺在床上，那只是个空壳，而另一个是自己的身形，它比空气还轻，晃晃悠悠飘在空中，感到无比舒适。
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样空间的奇特感受，有时还伴有一些奇怪的嘈杂声和被牵拉或被挤压的感觉。
还有约四分之一的人体验到他们“遇见“非真实存在的人或灵魂形象，这种非真实存在的人多为过世的亲人，或者是在世的熟人等，貌似同他们团聚。
此外，当危难降临时，确信自身已经死亡或正在走向死亡，是灾难幸存者另一普遍存在的内心感受。有时则呈现为死亡矛盾感，即在确信自身已经死亡的同时，仍然体验着生存于世的喜悦。
研究报告指出，每个人不同濒死体验的产生，受到个人经历、社会心理及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比如是否相信灵魂及命运、对死亡的看法以及对濒死体验知识的了解都会直接影响到产生濒死体验的各类及内容。
此外，文化程度、职业、婚姻、性格倾向等也会对濒死体验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研究还发现，半数以上的人在遇险时不但不害怕，反而是思维特别清晰，心情格外平静和宽慰，无任何恐慌感，甚至有的人在这危难之际，还有某种欢乐或愉快的感觉，同时觉得思维过程异常迅速，浮想联翩。
在“死而复生“之后，对当时濒死体验的记忆，也往往会在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清晰，用“刻骨铭心”一词来形容这种记忆，绝不过份。
研究死是为了更好地生
濒死体验研究的是死亡，而开展这一研究为的却是活人。冯志颖介绍说，精神医学理论和实践证实，人在危险境遇中的精神状态，可反映出他的生存能力。
心情平静和行为松驰有利于身处绝境的人保存自己;相反，惊慌、恐惧或垂死的悲痛，都会迅速剥夺体内能量的贮备，加速死亡的来临。因而，对濒死体验的认识和理解，对人们更好地活着，有着不同凡响的意义。
首先，对濒死体验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对面临死亡的人进行救生、安抚和医疗照顾，使其适应和增长对死亡的抵抗力。这一点，对于大灾后获救及患了不治之症而随时受到死亡威胁的人来说，是一种支撑力很大的精神力量。
其次，对企图自杀者可利用他人的濒死体验增进对生命价值的崇敬和留恋，从他人濒死体验中产生幸存于世的喜悦，摆脱厌世思想，重建生活信念。这正如人们常说的，死过一次的往往看人看事都比过去豁达的多了，许多事情被“看开了”。
此外，对濒死体验的研究，还可从另一个侧面帮助完善关于精神病的科研和治疗……濒死体验研究意义匪浅，但世界上在开展濒死体验研究方面却一直是举步维艰。
早在1892年，瑞士地质学家赫姆便根据对爬山跌下者的调查，对濒死体验做了现象学的描述，开了这项研究之先河。此后100多年来，世界上许多学者投身于这个领域，但突破性进展一直很少出现。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濒死体验研究涉及到医学、社会学、心理学、心灵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复杂。
另一方面，虽然每个人一生都会至少产生一次濒死体验，但人死不能说话，能够叙述这种感受，可供调查作研究样本的，只能是那些遭受严重创伤或疾病却意外地获得恢复、侥幸脱险的人。其数量在人群中少得可怜。
在中国，开展这项研究更有着其特殊的困难。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让“死”过一次的人自己叙述最不愿回忆的一幕，无异于剥开人家的伤口;再撤上一把盐。
特别是在许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提起死亡很不“吉利”。即使死里逃生，人们往往也对这段往事不堪回首。冯志颖在对唐山大地震幸存者进行调查时，就多次遇到了被访者被突然激怒的难堪场面。
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儿、自己也高位截瘫的工人在被访时突然大声喊起来：“我不回答你们的问题。过去的一切我都不愿意再想起来，我受不了这种刺激!。”
说完便将床上的物品一下子扔在地上。冯志颖等人在对那场造成唐山24.2万人死亡、16.4万人重伤的浩劫中的幸存者所做的濒死体验调查中，只获得了81例有效的调查数据。
而据说，这个数字在世界上竟是濒死体验研究史上采集样本最多的一次研究。谈起这些，作为把濒死体验研究引入中国第一人的冯志颖感慨万千，对那些不愿再触及伤心之处的人们，他时常也产生一种内疚的心理。
遇到被访者不愿接受调查的情况，他从不强迫或纠缠，并且很理解和同情他们，但作为学者，他要把这项研究坚持进行下去，以造福更多活着的人们。
自从1987年冯志颖正式开始濒死体验的实际研究以来，已经系统地完成了非预期性死亡濒死体验的研究，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同行的承认和赞扬。
学术论文在世界上最权威的《濒死研究杂志》上发表后，在这一领域同仁中引起了轰动。目前，在每天承担着大量医疗临床和行政任务的同时，他和他的同事正在濒死体验研究的道路上继续探索。
据悉，更贴近大多数人生活的预期性死亡(如疾病恶化、手术并发症、企图自杀等)濒死体验研究课题近日已经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