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势稍减，毛岸英随彭德怀、张养吾、郭洪光上了一辆轿车，到高岗家稍事休息后，又来到沈阳市和平街1号。
这是一幢铁门青砖环抱的小楼，原来是东北军阀万福临的公馆，现为中央东北局的交际处，毛岸英随彭德怀在沈阳期间，就在此工作和休息。
当日傍晚，彭德怀心不在焉地吃了晚饭，然后把张养吾、毛岸英、郭洪光叫到一间会客室开会。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吧!中央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帮助朝鲜人民军打击美国侵略者。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我们4个就是一个党小组，你们说谁当小组长?”彭德怀开门见山地说。“毛岸英在工厂当过副书记，我选他当小组长。”张养吾首先建议。彭德怀接着说：“我同意，小郭同志呢?没有意见。那就这么定了。以后我们这个党小组，就由毛岸英同志负责。”
其时，东北边防军尚未改成“志愿军”番号。毛岸英所在的这个党小组，可以说是志愿军的第一个党小组。后来党小组又增加了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朝语翻译金昌勋和驾驶员刘祥等人，仍由毛岸英任组长，直到他牺牲为止。
毛岸英对工作极端负责，成立党小组的当天晚上，他就找郭洪光谈心。郭洪光如实向小组长汇报思想；“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回部队去带兵……”
当时，毛岸英真想批评郭洪光，但又忍住了：因为他对郭洪光毕竟还缺乏了解。第二天，毛岸英找张养吾商量：“郭洪光不想到朝鲜，这种思想不好!你看应该怎样帮助他呢?”
张养吾想了想说：“小郭原来是廖汉生部队的一个连长，可能不太想干警卫员这个工作。另外，我们这次跟彭总出来，事先毫无出国作战的思想准备，他可能也有点想法。”
毛岸英大惑不解地问：“难道彭总事先没打招呼吗?”张养吾笑了笑说：“10月4日上午中央派飞机接彭总，彭总还以为是来参加财经工作会议呢!带的都是财经方面的材料，把我这个行政秘书也带来了，反而把军事秘书留在西安，到了北京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
“嗅，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小郭有点想法也不奇怪，不要把问题看重了。你再跟他聊聊，讲点道理吧?!”
毛岸英欣然接受了张养吾的建议，像朋友似的再次找郭洪光促膝谈心。他谈自己对出兵朝鲜的认识，谈自己结婚不到一年，妻子正在生病住院，为什么还坚决请求参加志愿军……”
郭洪光被深深感动了，他真诚地对毛岸英说：“毛翻译，我想通了。你是地方同志，还主动要求到朝鲜。我是军人，还能后退吗?你看我今后的行动吧!”
郭洪光没有食言。他尽心尽职地照顾和保护彭德怀，在朝鲜战场上熬过了最艰难的阶段，一直到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才回国。
毛岸英10月10日傍晚随彭德怀等人从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住在“伪满八大景”之一的镇江山下一座日本人营造的洋房里。
次日上午，彭德怀奉召紧急返京开会。难得清闲的毛岸英与张养吾结伴而行，在安东中山公园里玩了半天。
在欣赏北国风光之余，他俩谈哲学、历史、俄语。这是他俩共同的爱好。知识的交流，使这两颗陌生的心灵贴近了。时近中午，他俩坐在一块石头上小憩，毛岸英向这位兄长般慈祥敦厚、教授般学识渊博的忘年之交敞开了心扉……
张养吾是第一次听说毛岸英的母亲叫杨开慧，第一次听说毛岸英曾经在上海流浪、在苏联留学……
毛岸英的不幸遭遇和非凡经历，使张养吾同情、敬佩、激动。他从毛岸英身上，看到了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浴血奋斗的缩影……
10月23日黄昏，毛岸英搭乘志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任荣的座车，从长甸河口渡过鸭绿江，踏上了烽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在朝鲜北部大榆洞矿区一间铁皮盖顶、阴暗潮湿、霉味扑鼻的简易工棚里，毛岸英解开行李，整理床铺。“岸英，还没搞好啊?”张养吾一边说，一边走了进来。“马上就好!”
张养吾站在一旁，望着那一堆行李：铺的、盖的、棉的、毛的；还有那一大撂书：中文、俄文、英文、线装的、平装的、精装的……
“书山有路勤为径。你这是搬着书山上战场啊!”“有些书是爸爸送的，这些衣服、被褥都是妈妈准备的，是带多了。”“你妈妈?”“噢，就是江……江青。”
说到这里，笔者不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人说：毛岸英参加抗美援朝是由于江青从中怂恿的结果，是江青的一个阴谋，其实这是一个无根据的猜疑。江青在50年代初并未像后来那样，达到坏事干绝的地步。尽管毛岸英与江青合不来，但江青也是想与毛岸英搞好关系的。而去朝鲜也完全是毛岸英自己的决定，毛泽东也是支持的。
毛岸英与张养吾两人正说着，任荣部长来了。他是毛岸英的又一位邻居。
志愿军政治部的驻地，在距此二三里远的一条岔沟里。但杜平主任为了便于工作，带着组织部长任荣、秘书处长王健、秘书方红等几位得力助手，住在司令部。
彭德怀特意安排张养吾、毛岸英和这些政工干部住在一起，这既是一种照顾，又是为了发挥他们在政工方面的特长。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美军空军称王称霸，横行无阻。志愿军总部机关，连一门高射炮都没有，除个别值班者外，其他人被迫夜间工作，白天防空，几乎天天如此。
毛岸英和张养吾原计划在住处附近挖一个防空洞，可满山都是坚硬无比的铁矿石，一镐下去，火星四溅，石头却纹丝不动，他们只得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计划，飞机一来，就往树林里钻。那时，已经开始下雪了，气温降至—20℃左右。即使是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毛岸英依然顽强地坚持看书学习。这给张养吾和任荣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养吾回忆说：“毛岸英、任荣和我，防空时经常在一起。山上那么多马尾松，钻进去飞机是看不见的。任荣喜欢阴坡，说是保险，但是冷，又不能烤火。毛岸英和我喜欢阳坡，又能晒太阳，又好看书。”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毛岸英惜时如金地博览群书。张养吾说：“他喜欢看书，《朱元璋传》《欧洲哲学史》《孙子兵法》……什么书都看。到朝鲜半个多月，就啃完了好几本大部头的书，这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在百万志愿军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岸英的本职工作是“俄语翻译”。在志愿军总部，一般人称他“毛翻译”，亲近者则戏称“翻译官”。
朝鲜战争时期，能够让毛岸英显示俄语翻译才能的机会并不多，人们只记得有那么两次：一次是彭德怀刚到大榆洞不久，苏驻朝大使、驻朝顾问团团长史蒂柯夫前来作了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另一次是第一次战役胜利后，彭德怀在大榆洞召开作战会议，苏驻朝顾问团副团长瓦西列夫到会祝贺。
毛岸英总是积极主动而又满腔热情地“没事找事做”。一些志愿军老战士至今仍然记得他审问美国战俘和连夜起草电报的故事。
莱尔斯(Liles，原译赖尔斯)是中国志愿军捕获的第一个美国战俘。为了解美军和南朝鲜军内情，彭德怀命令对莱尔斯进行审讯。毛岸英主动请求担任审讯美俘的翻译工作。
那是10月的最后一天上午。在一间简易工棚里，一张长条桌后面，端坐着任荣、张养吾和毛岸英。
莱尔斯被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押了进来。他颤抖着站在审讯台前，露着惊恐而绝望的眼神，如同被押进屠宰场的羔羊。“坐下!”任荣威严地指着审讯台前的木凳。莱尔斯咽下一口水，上身僵直地坐在木凳上，那只被绷带吊在脖子上的左臂在不由自主地抖动着。
按预定计划，任荣主审，毛岸英翻译，张养吾记录，审讯应在威严的气氛中进行，一开始就给他下马威!可是，当毛岸英凝视着莱尔斯那只颤抖的左臂时，情不自禁地动了恻隐之心——也许他看到的不再是一只嗜血成性的“老虎”，而是一个受伤的人，他不等任荣发问，便用英语与莱尔斯交谈起来。“您的左臂是怎么受伤的?…因我不了解贵军的战俘政策，跑了一下……有没有伤到骨头?”“没有。”“吸烟吗?”
莱尔斯点了点头。毛岸英给他一支烟，替他点火。“您想吃点什么吗?”“假如可以的话……”
毛岸英走出审讯室，从宿舍拿来一盒饼干。“谢谢!”莱尔斯边吃边嘟嚷道：“真是出乎意料。”
在莱尔斯吃饱后，审讯正式开始。那种预期的气氛虽已荡然无存，可审讯却进行得格外顺利。“您的名字、职务?”“莱尔斯，韩国第六师美国顾问团少校顾问。”“履历?”“……1947年到驻日美军任职，1949年到韩国任顾问。”“您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术有何印象?”“我曾在美国西点军校任教，研究过各种战法。但恕我直言：贵军不是常规的打法，前头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未见过。”
……
审讯圆满结束。这该归功于莱尔斯的密切合作。
是什么魔力使这位美军少校消除了恐惧，违背了入伍时严守国家机密的誓言呢?当然与毛岸英的几支香烟、几块饼干和几句同情的询问有关。但这绝不是廉价的交换，其中自有更深沉的东西：那就是发自毛岸英内心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次审讯结束，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重视。他在看了审讯记录后，当即指示张养吾和毛岸英：“俘虏谈的这些情况很有参考价值，应该通报全军。这份通报，就由你们写吧。”毛岸英执笔，写得很快。当天下午，这份《志司通报》即通过电台发至各军司令员。
当天晚上，因三十八军行动迟缓，彭德怀又发了一顿脾气：“……这说明入朝前政治动员很不深入。我们的政治工作，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右倾思想!”
“那就发个电报，再动员一次吧?”杜平主任建议。“我看有这个必要!”彭德怀态度生硬，像吃了火药。“彭总，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和张秘书长吧!，，毛岸英当即请求。“可以。要快!”彭德怀又补充说：“请杜主任审定，赶快发往部队。”
摸黑回到宿舍，毛岸英点燃蜡烛，秉笔疾书。张养吾看到，他思路敏捷，文如泉涌：“……我军取得了初战经验，证明没有空军配合的人民志愿军，以它无比的英勇与巧妙的战术，同样可以消灭有空军配合的敌人……亲爱的全体同志们，歼敌良机摆在我们面前，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不在飞机、大炮，而在我们能否认清这一时机的难得，能否坚决执行命令。”
当毛岸英写下“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落款时，已是11月1日拂晓。
张养吾回忆说：“杜平同志阅后提了意见，我和毛岸英又作了修改，最后是彭总批发的。这次最辛苦了，毛岸英接连干了30多个小时。”
第一次战役胜利结束后，彭德怀任命了志愿军总部机关的部处级干部，并宣布成立司令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直属彭德怀领导，负责作战指挥和文电处理，人们习惯上称其为“彭总作战室”。办公室成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德怀从西安带来的张养吾、杨凤安；从北京解放军总参谋部调来的成普、龚杰、徐亩元；还有一个就是毛岸英。
张养吾虽然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但他和毛岸英照旧不参加作战值班。
军人与老百姓之间，有时相差十万八千里。张养吾自从“阴差阳错”，跟随彭德怀入朝以来，深感自己“不是这块料子”。他缺乏起码的战斗经验，无法适应战时生活。因此，他找彭德怀“要求调一下工作”。彭德怀叫他仍回西安任原职，并决定调西北军区司令部的高瑞欣参谋来办公室工作。
毛岸英听说张养吾即将回国，多次流露出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
11月16日下午，张养吾将他保管的机要电报移交给毛岸英。交接完毕，两人竟相对无语。张养吾难过地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脚尖，沉思良久，正欲抬头，忽然看到毛岸英脚上绑着一只没有后跟的靴子。他想起来了：那是一个雪天，毛岸英脱下潮湿的靴子，放在火炉壁上，这只靴子的后跟被烤焦了。
张养吾默默地脱下自己的一双靴子，轻放在毛岸英脚前。“不。”“听话！”“给我写信。”
“写，还有任荣。”话到此处。又是沉默。
在过去的40天中，张养吾打心里眼里喜欢上了毛岸英，这不仅因为他是国家主席的长子，还因为他身上具有许多难能可贵的优点：满腔的报国热情，忘我的工作精神，刻苦的学习态度，突出的平民风格……
当然，在张养吾和一些人的眼中，毛岸英也有一些缺点。最明显的缺点就是，因为经常工作或看书到深夜，所以有时早晨不能按时起床，因而不能按时就餐，按时防空。这也是张养吾临走前最放心不下的问题。
张养吾清楚地记得：“有一次防空，司令部叫天亮前进洞。大家吃了饭，岸英才起床漱口。我们等他吃早饭，饭还没吃完，敌机来了。我、任荣、毛岸英，还有任荣的一个警卫员，来不及进防空洞了，就藏在房内，四个人一人蹲一个角落，正襟危坐，静候轰炸。几十公尺外炸弹直炸，那个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山崩地裂啊!”任荣讲：“毛岸英同志啊，下次可要注意啊!”
有感于此，张养吾突然打破沉默，语重心长地提醒道：“岸英，我要走了，但有件事一直不大放心。”“你说吧。”毛岸英抬起头，坦诚地望着张养吾的跟睛。
“今后，夜里不要搞得太晚，早上要按时起床。”“嗯。”“早饭也要按时去吃，不要饿肚子。”“好的。”“特别是要注意按规定防空，千万不要麻痹大意!”“行，我记住了。”当晚，张养吾搭乘高岗的专车回国。行前，毛岸英将一个包袱交给张养吾：“这些多余的东西，你带给我妈妈。”“我一定带到。”张养吾使劲点头答应。
苍茫暮色中，两人握手道别。“岸英，多多保重!”“保重。别忘了写信!”
可是，当张养吾辗转到达西安，给毛岸英、任荣寄去充满思念的信时，毛岸英已不在人世了。
1950年11月24日下午，两架绰号“黑寡妇”的美军侦察机，在大榆洞上空盘旋了1个多小时。这个异常现象，立即引起了志愿军首长的关注，他们当即研究了几条规定：明晨4时前开饭完毕，除值班者外，其他人在天亮前全部进洞。
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解方参谋长领着司令部的同志，躲在南山的一座大矿洞里；杜平主任和政治部的几位同志钻进山沟里的一座地下涵洞；距“彭总作战室”两三百公尺，有一座仅可容纳五六人的小矿洞，这是总部首长的藏身之所。
25日上午，金灿灿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大矿洞里的人们已能相互看清对方的眉眼。此时，毛岸英饥肠辘辘地倚壁而坐，正在闷着头吸烟。他又睡过了时间，没赶上吃早饭。
昨夜对中国志愿军而言，是最重要的一夜。各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进入指定位置，做好于黄昏发起第二次战役的准备。彭德怀调兵遣将，督促全军，忙了大半夜，毛岸英也跟着忙到后半夜才睡。如果是在10天前，毛岸英就不会迟起，更不会饿肚子。
他的两位邻居张养吾和任荣，可以督促他按时起床，等候他一起吃饭，可张养吾已经回国，任荣带工作组到东线九兵团去了。
毛岸英有了一位新邻居，他就是张养吾走后，刚从西北军区调来的高瑞欣。他比毛岸英小两三岁，睡得比毛岸英还香，要不是毛岸英叫他起床，他可能还在梦乡里欢度蜜月哩!
上午9点多钟，太阳升起老高了。往日这个时候，正是敌机活动猖獗之时，可今日反常，连飞机影子都没出现。“妈的，飞机怎么还不来?”有人等得不耐烦了。“今天是星期六，大概飞行员放假了!”有人瞎估摸。
人们的思想开始麻痹了。有人去拉屎撒尿，有人在洞口散步聊天，毛岸英与高瑞欣回宿舍去喝水充饥，随后又立即返回洞内防空。
到了10点多钟，还未见敌机，毛岸英和高瑞欣忍不住了，就悄悄地离开矿洞，向“彭总作战室”走去……
大约11点钟左右，凄厉的防空号突然吹响。正在值班的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处副处长成普、参谋徐亩元和毛岸英等人冲出“彭总作战室”，就近隐蔽。少顷，从南方飞来4架轰炸机，飓风似的掠过总部上空，向北飞去。人们估计：“大概又是去轰炸鸭绿江大桥了!”于是，毛岸英等人又回到作战室。可是，狡猾的敌机悄然折转回头。其中的一架敌机俯冲着飞临“彭总作战室”上空，翅膀一抖，丢下几十颗凝固汽油弹。就在这些汽油弹降落和爆炸的瞬间，2个人影从屋内冲了出来；最先是徐亩元，他安然无恙；成普慢了一步，被爆炸的气浪摔到山下，半边脸被烧脱了皮。“彭总作战室”是一座木板房子，随着一串串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木屋在烈火中燃烧、倒塌，眨眼间变成一片火海。毛岸英和高瑞欣来不及跑出，被葬身于火海之中。
埋葬岸英之后，彭德怀即令秘书给北京拍了电文：今天，志愿军司令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高瑞欣不幸牺牲。
中央军委在接到毛岸英牺牲的电报后，毛泽东正感冒，身体欠佳，又忙于国内外重大事务，周恩来把电报暂搁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暂时隐瞒着毛泽东，怕他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直到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将电报送给毛泽东和江青看，并附一信安慰说：“毛岸英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因你们都在感冒中，未将此电送阅……”
毛泽东获此噩耗悲痛万分。
1951年2月21日，当彭德怀回国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对主席说了毛岸英在朝鲜牺牲的经过和处理情况。彭德怀内疚地说：“主席，你让岸英随我到朝鲜前线后，他工作很积极。可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承担责任，我和志司的同志们至今还很悲痛。”彭德怀说此话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的话是发自肺腑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志司的防空问题，毛泽东及中央军委，多次告诫彭德怀等注意。例如：当彭德怀入朝的第二天，毛泽东于21日4时给他和邓华的电报中，就提醒他们“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27日，又致电彭德怀，提出“你们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同上书，第169页；28日又进一步指出：“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同上书，第173页。11月24日，就在毛岸英牺牲的头一天，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同上书，第215页。但这些指示和告诫都被彭德怀忽视了。他本人要不是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的急中生智，也早就命归黄泉了。从这一点上说，对于毛岸英的死，彭德怀是有一定责任的，但“有奋斗就会有牺牲”，战争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巨大的残酷性，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从这一点上说，彭德怀对于毛岸英的死又没有责任。然而，无论有责任也好，没有责任也好，毛岸英的死不能不对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的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毛岸英的不幸牺牲，极大地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他是一位领袖，也是一位感情极其丰富的父亲。当彭德怀内疚地对他谈起没有照料好毛岸英时，他久久地沉默着，一支支抽着烟，抬头凝望窗外那已经萧条的柳枝，轻轻地念叨着《枯树赋》：“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沉地回忆了毛岸英短暂的一生。
然而，毛泽东更是一代伟人，他有大海一样的胸怀。当彭德怀对毛岸英的死表示内疚时，毛泽东沉默了好久，轻轻走了几步，对彭德怀说：“搞革命嘛，总是要死人的。岸英是个普通战士，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尽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不能因为他是我的儿子，就不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事业而牺牲，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呀!哪个战士的血肉之躯，不是父母生的?”
彭德怀默默地听着，眼里饱含着泪花，他深知毛岸英的牺牲，对党，尤其是毛泽东，是个无法挽回的损失。
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把心血倾注在国家大事上。
毛岸英的牺牲对于彭德怀的打击，也是巨大的，他一生时时没有忘记这件事。始终感觉对不起毛主席，没有尽到责任。
当毛岸英牺牲的时候，彭德怀默默地陷入沉思，停了好半天，他才说：“唉，为什么偏偏把岸英给炸死呢?”毛岸英是彭总的秘书，俄文翻译，牺牲时，年仅28岁，是个很有才华、聪明能干的年轻人，死得太可惜了。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79页。
毛岸英壮烈牺牲后，有人找到了岸英的手表，把它交给彭总。彭总噙着泪水，把表递给了秘书说：“暂时保管一下。”话音小得几乎听不清。过了一会，彭总突然大声哭喊起来，嘴里不断地重复着：“毛主席把岸英交给了我，我太大意了……”
从毛岸英报名参加志愿军到不幸牺牲，仅仅50天时间。这50天，是他28年命运交响曲中永不消逝的最强音，正如他墓志铭所言：“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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