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信集战斗结束后，二十旅进至项城东南的赵集附近休整。吴忠主持召开会议，检讨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教训。五十九团是二十旅的主力团，二十旅又是野战军的主力旅，这次打了败仗，主力团损失了一个主力营，各级指挥员心中都很难受，毕竟这是二十旅建旅之后打得最窝囊的一仗，所以大家毫不客气地把憋了一肚子的火放了出来。吴忠成了众矢之的：
“旅长啊，你想打仗，想打胜仗，这我们理解，可也不能不讲地形、条件打乱仗！……”“明明知道整编十一师上来了，却还不转移，要再打一仗，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吴忠紧闭嘴巴，一言不发，由于他的失误导致了这么多战友的牺牲，他心如刀绞。最后，待大家情绪稳定了，经过冷静的分析，形成了包信集战斗的总结报告，以及旅党委的检讨，上报纵队党委。
二十旅包信集战斗失利，五十九团一营遭受严重损失，这一消息也震惊了纵队。杨勇接到二十旅的报告后。立即与苏振华赶到二十旅驻地。见到吴忠。一向和颜悦色的杨勇面色铁青。劈头就问：“你讲，怎么搞的，一下子被敌人搞掉400多人！你这个旅长是怎么当的！”
吴忠对杨勇的性格非常了解，他看到司令员发怒了。低声答道：“主要是麻痹大意，打了两个胜仗，有点飘飘然了，总想再打一仗，却放松了警惕，没有组织严密的侦察和警戒，结果与敌人突然遭遇。在撤出战斗时，又过分自信，没有组织好。几百名同志牺牲，我是旅长，要负主要责任，司令员，你给我什么处分，哪怕是撤职、杀头，我都没有怨言！”
“撤职、杀头就能换回400多名烈士的生命吗？”杨勇说，“要你们避敌锐气，和敌人绕圈子，为什么却放松警惕，往敌人口上送？光想着打仗，消灭敌人，都是旅长了，还是那个脾气，见到敌人就想打，怎么就不想着敌人也会打你，想到保存自己？大大咧咧，马虎轻敌，你啊，什么时候才能改掉这些毛病啊！”吴忠一声不吭，等杨勇说完，才诺诺地回答：“司令员批评得对，我一定从这方面检讨自己。”
“还要从更深层次解剖。”苏振华说，“告诉你向西转移，为什么却往东走？要你们引开敌人。为什么却向纵队主力靠拢？你吴忠见到什么样的敌人都从来不皱眉头，这次为什么如此胆小？！你就这么怕整编十一师？这是右倾情绪！”批评吴忠什么都可以讲，但讲他右倾、怕敌人，吴忠有些接受不了，他实在忍不住了，涨红了脸，低声说：“政委，说我指挥失误，我认了。可我吴忠打仗，从来没有怕死过啊！”
苏振华面色冷峻，说：“没有讲你怕死，你要怕死，连个排长也不配当。是讲你右倾，有惧怕敌人的情绪。而且这句话不仅是对你的，你们旅、团两级干部都在内。”
在随后吴忠主持召开的二十旅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杨勇、苏振华宣布了处分决定：给予吴忠、刘振国、李觉严重警告处分，五十九团团长董正洪撤职，政委阴法唐记大过，其他团、营干部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五十九团一营副教导员李应正临阵脱逃，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交付军法审判。李应正最后被判处死刑。
主力纵队拳头团遭受重大损失，也震惊了整个野战军。而且事件又发生在野战军反复强调要提高斗志、克服右倾惧敌心理，坚决粉碎敌军重兵“清剿”的时刻，因此引起了野战军首长的高度重视。鉴于当时的形势，野战军首长决定用这一战例来教育全军。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张际春于1月31日联名向各纵队首长下发指示，并上报中央军委，通报五十九团一营遭受损失的教训，通报中一些措辞异常尖锐：“在反“清剿”斗争中，部队（首先是干部）必须要有充分的胜利信心、坚决的战斗意志……只要我们常常具有大胆与敌人战斗的勇气和斗志，有胜利把握就打，没有胜利把握就转移，本应是顺利的，否则，干部中存在右倾惧怕敌人的情绪。首先自己气势衰败，得过且过，这是得不到胜利，而且必然要吃亏的。五十九团这次恰恰就是这样……这次五十九团首长事前缺乏责任，处置失当，而还有少数干部，临危并未掌握部队，抗击敌人，或单身或带少数人逃命。实为解放军极端可耻行为。除由纵队严惩外，全军应引起警惕。任何疏忽大意所造成的不应有损失，都有负于人民，有负于党，有负于革命，或者是一种罪过。”这也是我军历史上野战军首长第一次联名通报批评一个团。
三
刘邓首长的指示下发后，二十旅上下心情沉重，这是二十旅自组建以来唯一一次受到通报批评。吴忠与刘振国、李觉商量后，便在野司通报批评发出后不久，给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书面报送了包信集战斗失利的情况以及二十旅指战员的检讨。
刘伯承对二十旅的这次失利十分关注，在接到吴忠等人的书面报告后不久，便给吴忠和刘振国回了信。
刘伯承在信中并没有对包信集战斗提出批评，也没有对他们报告的内容做具体批示，更没有对旅、团指挥员的指挥做任何指责。却把笔墨主要放在了当时部队建设和战略战术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上，讲述了“斗志和斗法”的辩证关系，向吴忠等人传授用兵的要诀。
刘伯承写道：“斗志与斗法（战术）是用兵的把柄，要善于贯彻运用之。如无斗志。则不但一切谈不上，而且有覆灭的危险。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军队无斗志，是自己宣布了死刑。蒋贼的庐山训练团及现在南京的训练团。就是要解决斗志与斗法的问题。同时，敌我双方互为盈虚、消长，即是此盈彼虚，此长彼消，如两相长，则强者终长，弱者终消；如两相消，则消极者必败。敌整编十一师在包信集夜战之怕我，惜未乘其怕而痛击之。可作为教训！……我们的斗法已告，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
除了给吴忠和刘振国的回信外，刘伯承还在信后附上了两个附件，一是《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二是《匪（蒋）军战法》，进一步为吴忠等人点破迷津，训示制胜诀窍。在《我军合击战法的研究》中，刘伯承写道：“敌集结合击我主力，其后方第二线兵力分散、薄弱。当以一个营一个连驻守一地之方针。我第一步以一个旅、两个旅分别歼灭敌一个营；第二步再迫使敌人一个团不敢驻守或出扰。达到这一步，我们才能机动自如，或集中休息，打大歼灭战。，如此必须：一、各纵队和各军区联系。取得敌人分布及工事等准确情况；二、适时避开敌人主力，过早过迟都不利（在新区保密很困难）：三、攻击目标以远离敌人主力为好；四、确定目标后。以急行军猛袭之：五、攻击任何敌人，都不可使敌人注意；六、得手之后，迅速处理伤员，部队转移他地休息，并再准备攻击第二个目标。”
刘伯承的信，让吴忠悟到了部队建设和作战指挥的要害。也理解了野司批评的真正含义。他随即将刘伯承的信传达到全体干部，并组织讨论。待大家讨论完毕相继离去时，已是午夜，但吴忠毫无睡意，他坐在油灯前，再次细细研读刘伯承的信，并工整地将其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吴忠后来说：“刘司令员的这一封信来得真是及时，指点迷津，是我们摆脱困境的有力武器。我反复琢磨，认为要特别领会和贯彻好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充分认识解决‘斗志与斗法’问题，是建设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英勇善战部队的关键所在。即刘司令员所说的‘把柄’，这是刘司令员的一贯思想。第二，明确斗志与斗法的相互关系。刘司令员强调‘斗法是建立在斗志之上的东西’，要求‘我们的斗志必须强化’。这里深刻解释了斗志和斗法的主从关系，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部队的许多事实都证明，倘若士无斗志，军心不固，纵有好的战术，也都无济于事，实际上等于宣判了自己的死刑。由此而论，包信集战斗失利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斗志的问题。野司和纵队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第三，敌我双方‘盈虚、消长’的关系。刘司令员的信中对此讲得极为简明透彻。就是说，两军对垒，双方实力的盈虚、消长，都是变化不定的，要使强者终强，盈者终盈，或者转弱为强。化虚为盈，主要在于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即‘强化斗志’。”
时任二十旅政治部主任的康健后来回忆说：“吴忠同志对刘帅这封信的学习尤为认真。据我观察，以学习刘帅这封信为契机。如果说吴忠同志从昆张支队支队长，到五十八团、五十九团团长。再到二十旅副旅长、旅长的战斗历程中，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将的话，那么自此以后，他就更加重视各方面的修养锻炼，开始自觉地向‘儒将’的方向迈进了。”
吴忠后来在总结自己的成长道路时，也毫不掩饰包信集战斗，特别是刘伯承的信对他的重要影响。他说：“……刘司令员阐明了斗志与斗法的辩证关系，把深奥的战略战术归结为最简单的制胜要诀，更令我茅塞顿开。”“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和平时期，无论是指挥部队或管理部队。刘司令员的教诲都使我受希匪浅，”
按照我军规定，刘伯承给吴忠和刘振国的信件原件要报送纵队首长，于是，这本抄录刘伯承信的笔记本便被吴忠一直珍藏在身边，后来笔记本破损，他又在进军西藏的行军途中，专门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将刘伯承的信抄录到一个新本子上，并在篇末注记：“这封信，吾认为在今后建设我们的部队和自己学习参考方面，有重要作用，故永久保存。”1988年5月，吴忠重返1日部时，又将刘伯承的信抄录留赠部队荣誉室，作为对官兵进行教育的史料。
在野司通报批评和刘伯承传授“斗志与斗法”哲理之后。吴忠开始对军事斗争艺术有了新的领悟，开始向领导艺术新的层次迈进。随后，吴忠所部便在淮海战役中大放异彩。为我军歼灭黄维兵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还率部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和解放贵阳、成都等战役，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而成为我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也是极少数被授予将军军衔的师级干部之一。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包信集战役的失利和野司的通报批评促成了一位战功卓著的共和国将军，和一支屡挫强敌的钢铁雄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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