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纳粹德国的学生会公布了“打倒非德国精神的12条论纲”，其中第四条：我们最危险的死对头是犹太人，以及那些听从犹太人的人；第五条：犹太人只能进行犹太思考。如果他写的是德文，那就是在撒谎。第六条：我们要扫除这种谎言，我们要把这种背叛烙上印记，我们要为学生争取的不是一个空洞思想场所，而是培养纪律与政治教育的园地。第七条：我们要注意犹太人是外人，我们要认真面对我们的民族属性。因此我们要求实施检查的措施：犹太作品必须以希伯来文出版；如果用德文出版必须标明这是翻译。……德文只供德国人使用，我们必须把非德国的精神从公共图书馆里清除干净。第十一条：我们要求学生与教授必须经过筛选，以德国精神的思想安全为标准。
这份公然反对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并具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论纲”在德国各个大学内四处张贴，德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沉默，没有学生、也没有教授对此提出抗议。马堡大学一位教授希望学校领导能够清除这样的布告，得到的回答是：“我们最好不要管它，因为以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可能会使学生更加骚动。”没有人愿意对此表达自己的立场。
焚书清单
既然打算焚书，就需要一份目录以确定范围。这是一份131人的名单，这份目录从何而来？有何深不可测的背景？面对这份焚书名单，我们不免会认为这是纳粹党指使、策划的结果，但情况往往是，走卒比主子更加具有攻击性。说起来不可思议的是，这份名单出台的背景平淡得索然无味。
纳粹党不论在上台前还是在上台后，从来没有压抑过自己的极端反犹思想，上台后只不过采取政治手段落实这套思想而已。纳粹党执政不久，即成立一个“德国图书馆管理员联合委员会”，下属有一个“柏林市立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改组委员会”，目的就是执行纳粹党的一贯思想，禁止在图书馆出借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等不符合纳粹意识形态的书籍，它的成员自然都是一些纳粹党意识形态的拥趸，柏林施潘道图书馆的管理员沃尔夫冈·赫尔曼正是一个反犹积极分子，很早鼓吹“捍卫德国文学的民族性”思想。
沃尔夫冈·赫尔曼生于1904年，读小学时就参加了德意志民族青年联盟，后来在慕尼黑大学学习近代史专业并获得博士学位。他从小就沾染上极端反犹思想，对德国图书馆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反感。由于德国经济恶化，赫尔曼经常处于失业状态。1931年10月失业后，于当年12月申请加入纳粹党，靠给纳粹出版物写文章糊口，他于1932年在一份图书馆管理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新民族主义及其文学》的公共图书馆目录选”，正是这份目录选，成为日后焚书清单的基本来源。
纳粹党上台后，他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目录选”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批新清单提供给各地图书馆，并对名单进行了补充，增加了“普通”“艺术”“历史”等门类，还发表了制定名单基本原则的文章以及《清洗公共图书馆的原则》，他在文章中解释道：“本清单列出了清洗公共图书馆时可以清除的所有图书和作者，至于该清除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清除后购置新的好书填补空缺的程度。”——他的目的并非为了焚书，而是为了禁止外借不符合纳粹思想的图书。
德国大学生们为了急于表达自己与犹太人、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共戴天的政治立场，面对这份从天而降的书目，立刻拿来为自己所用，并且改变了清单用途。这份书目成了以后纳粹党的禁书指南，上了这个名单的作者，绝大多数要么遭到迫害，要么被迫流亡，还有一部分作者的作品从此被蒸发，仿佛在德国作家群体从来不曾有过这样一位作者以及作品。
按说，为纳粹党清除“非德意志精神”起到重要作用的沃尔夫冈·赫尔曼应该飞黄腾达了。但他偏偏在加入纳粹党时站错了队。他加入纳粹党时，并非是一个纯正的“希特勒派”，而是希特勒党内对手施特拉塞派的同情者，他对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十分轻视，还发表评论说：“希特勒的自传是运动的最重要权威性依据，然而这一自传在思想上没有独创性，在理论上也没有成熟的见解”——赫尔曼作为史学博士，轻视希特勒是一件合乎情理的事情，正如海德格尔、施密特对希特勒都没有什么太高评价，但他们却服膺权力，为希特勒的罪行不断进行可耻的辩白。赫尔曼没有多久便迎来了厄运。
焚书事件发生后的5月19日，赫尔曼受到了文章的攻击，引用了他评价希特勒的材料——于是，赫尔曼结束了短暂的“伟大”，他尽力表白了对希特勒的忠诚，纳粹党也给足了他面子，让他去当了柯尼斯堡市立图书馆馆长。1936年秋季，纳粹党甚至还打算提拔他做政治领导人，但赫尔曼性格十分脆弱，当年他对希特勒的评价使他惶惶不可终日，于1936年12月12日，写信给纳粹党地方组织：“我请求，就1932年我对元首不恰当的评论一事，提起党内诉讼，并由组织作出澄清。”直到1938年四五月间，才由纳粹党最高权力机构作出批示：“案件于1938年4月27日按元首的意思停止。”赫尔曼安宁了。随后，二战爆发，赫尔曼被发配到前线，于德国战败前不久阵亡。
可耻的一夜
4月26日开始，德国大学生们按图索骥，到各家书店、图书馆开始没收图书，为防止遇到反对和抵抗，他们身着党卫军制服，对图书的拥有者进行威吓。
德国大学生的焚书活动原本是自发的、带有象征性的行动，当纳粹党宣传部得知这一行动之后，立刻施加压力，使行动变成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清洗行动”。5月9日，纳粹党宣传部宣布：“就你们5月3日所写的信，今天已经电话通知你们，部长先生准备于5月10日24时在菩提树下歌剧院广场致火词。”行动由此变成了纳粹党的官方行动。
于是，摧毁人类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最可耻的一幕上演了。
1933年5月10日晚，广场充满了节日气氛，既有学生也有教授，还有许多市民前来围观，但是，面对欧洲思想史上这起严重犯罪事件，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任何异议。
焚书活动开始了。
学生们将没收来的书籍分为九类，由9名学生分别守在每一堆书前，在熊熊火堆面前一边嘴里念念有词地起誓，一边把书扔进火堆里：
第一个发言者：反对阶级斗争和唯物主义，捍卫民族共同体和理想主义！我把马克思和考茨基的书付之一炬。
二、反对堕落和道德败坏，捍卫纪律和家庭、国家的伦理！我把亨利希·曼、恩斯特·格莱瑟和埃里希·卡斯特纳的书付之一炬。
三、反对政治冷淡和政治背叛，拥护为民族和国家献身！我把和平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姆·福尔斯特的书付之一炬。
四、反对依据害人的精神分析学夸大无意识冲动的意义，捍卫人类灵魂的尊严！我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书付之一炬。
五、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我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书付之一炬。
六、反对犹太人的、民主化的新闻主义，捍卫在国家重建工作中的精诚合作！我把西奥多·沃尔夫和格奥尔格·波恩哈德的书付之一炬。
七、反对文学出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捍卫相互信任的精神对人民的教育！我把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的书付之一炬。
八、反对肆意诋毁我们德国的语言，捍卫人民最宝贵财富的培育！我把阿尔弗雷德·科尔的书付之一炬。
九、反对卑鄙无耻和狂妄自大，捍卫对我们不朽的日耳曼民族精神的敬畏和尊重！大火，把图邵尔斯基和奥赛斯基的书吞掉吧！
在焚书过程中，纳粹党开足了宣传机器，电台对焚书现场进行了直播，同时，还有经过排练的合唱队高唱纳粹歌曲《人民，拿起武器》，歌词的大意是：人民被奴役、被欺骗，熬过了多少年。叛徒和犹太人坐享其成，他们要求大家做出牺牲。领袖诞生在人民中间，他领导我们，把对德国的信仰和希望带给我们。人民，拿起武器！为了希特勒，为了自由，为了工作，为了面包。德国，觉醒吧！死亡属于犹太佬！人民，拿起武器！人民，拿起武器！
焚书仪式结束后，戈培尔发表了讲话，他身着浅色大衣，站在小讲台上向围观的群众宣布：“今年1月30日，纳粹运动夺取政权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在德国会清理得如此之快、如此凶猛。”戈培尔说的未必不是实话——纳粹党在议会选举中从来没有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即便是执政以后1933年的3月5日选举，也只得到43.9%的选票，这个数字并非绝对多数，意味着纳粹党只能组织一个联合政府。但德国青年、青年学生的举动，有力推动了纳粹运动的急剧膨胀，他们用自己沸腾的青春热血，写下德国历史中可耻的一笔——纳粹党通过政府行为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德国青年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他们可以肆无忌惮了。
戈培尔继续说道：“同学们，德国的男人和女人们！犹太人的极端理性主义时代已经结束。日耳曼革命的成功重新把日耳曼人的灵魂引领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在今晚终于有一个时刻，你们把以往的异端邪说抛到火里，你们做得很对！这是强大、伟大并且具有象征意义的行动。这个行动在全世界面前证实了十一月共和国(指魏玛共和国——笔者注)已经消失了的事实。从这些灰烬中将飞出新灵魂的凤凰。”
正确的道路？戈培尔对德国所选择的法西斯道路是多么地自信，可海涅却说：“这只是一个前奏。他们在那里烧书，最终也将在那里焚人。”—— 一个伟大思想家的伟大预言。德国是这样选择的，也是这样做的，集中营向全世界展示了极权统治无与伦比的罪恶。但他们——注定要为选择这样的罪恶付出代价。
演讲的最后，戈培尔号召德国青年：“让我们映着火光宣誓：帝国、民族、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万岁！万岁！万岁！”
知识分子与德国命运
焚书活动是一出闹剧。但我们不能以一种围观闹剧的眼光来看待这一事件，纳粹党在上台之前就公然宣称自己是一个独裁党，上台后立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达到完全独裁的目的，5月10日的焚书事件，是其众多步骤中的一个环节。尽管这一行动并非由纳粹官方发起，却完全符合独裁者的口味，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在通向纳粹党独裁道路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回顾德国的文化思想历程，它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国度，从布克哈特到马丁·路德，尤其自古典哲学开始，灿若群星的德国思想家为人类社会奉献了极为丰厚的思想，没有思想自由，德国的文化思想就不可能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世界文化大国。
需要谴责那个时代的德国知识精英。他们理应明白，知识分子乃是思想的掌握者和传播者，捍卫思想的尊严是知识群体的基本责任。知识分子掌握着民族的精神资源和由历史通向未来的文化密码，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提供符合人类生存准则和道义的普世伦理，但德国的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却鼓吹独裁，赞美极权。极权降临之时，他们自动放弃了思考的责任，面对焚书——这一反人类、反文明的丑恶行动，没有几个知识分子公开表达反对意见，任凭罪恶的火焰燃遍德意志。有些人非但与权力眉来眼去，甚至投怀入抱，积极效忠纳粹政权，诸如海德格尔、施密特、波色等等，为自己的履历写下了可耻的一笔——这是德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羞耻。
还要谴责那个时代的德国青年。青年历来被标榜为国家和民族的希望，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但德国青年却有着坚定的国家主义信念、狂热的种族主义理想，在魏玛共和国，他们就随着希特勒的指挥棒在德国的大地上制造了不计其数的动乱，他们用纳粹思想武装着自己头脑，用爱国主义的旗号荼毒人民，用自己的双手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更多的在战场上葬送了自己的青春。
当然，还要谴责那个时代德国人的集体沉默。一方面，纳粹政权是他们投票选择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他们面对极权集体沉默的结果。德国，毕竟是欧洲的德国，它与东方专制主义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德国人并非没有享受过自由主义的恩泽，他们要比东方思想家们，更加熟稔自由主义的本质、也能更加熟练地应用概念、定义和范畴，但他们抛弃了先贤的哲学真理以及政治道德，主动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点燃这一堆堆熊熊火焰的，不只是青年学生的无知和冲动，更为本质的是德意志在通向极权主义道路上所表现出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狂热。焚书，仅仅是疯狂的开始，短短几年，德意志人就随着希特勒错乱的舞步，将战火燃遍全欧洲，烧向全世界，而纳粹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一幕，彻底扫荡了人类的耻感，人格、尊严这类词汇荡然无存。
禁锢思想，反对一切不符合极权统治口味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统治最重要表征之一。但我们必须明白，人类一旦离开自由思想，既不可能走到今天，也不可能走向未来。因此，尽管暴政依然存在，极权也没有被彻底铲除，但在现实的世界里却越发举步维艰。人类的最大幸运在于，自从文明产生以来，极权主义从来没有取得决定人类未来命运的终极胜利——即便纳粹的焚书行径，在当时没有受到任何阻拦，随着纳粹极权的垮台，经过历史学家的不断努力，那些被焚烧的书目又全部被发掘出来，重见天日。极权主义毁灭人类思想的企图最终以失败——那种最可耻的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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