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纸条看了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广播电台的领导，现派耿飚同志前来负责电台工作，你们要服从他的领导。最后是华国锋的签名。仅仅就这么几句话，向我交待完任务，华国锋和叶帅就出去了。不一会儿，北京卫戍区副司令邱卫高来了。我把中央决定接管电台的事简单说了一遍。随后我问：“你带武器没有?”他说：“没有。”我说：“不带枪不行，你马上找两支手枪，咱俩一人一支。”他答应一声出去了。工夫不大，就拎着两支手枪回来。我俩把枪挎在身上。邱卫高有些担心地问：“就咱们俩人行吗?”我问：“你下面有部队没有?”
他说：“卫戍区在电台大楼有一个营。”我又问：“这个营属于那个团?”他说：“三团。”我说：“你马上把这个团的团长找来，让他跟我们一块行动。”于是，邱卫高又立刻打电话把一个姓王的团长找来了。我一看时间不早了，就带着他们两人乘一辆吉普车，直奔中央广播电台。在车上，我把考虑好的行动方案说了一下，他俩都同意。
近十点钟，我们赶到了电台大楼。那个王团长先把警卫营的营、连、排干部全部召集起来，下令听从我指挥。我就说中央最近得到情报，有一伙特务要破坏电台大楼，我们要提高警惕，加强保卫。从现在起，没有我签发的通行证，谁也不许出入电台大楼。大伙一听，情绪都很高。我挑选了二十名战士，十名由邱卫高带着控制直播室；我带着另外十名战士直奔党委值班室，那晚正好是邓岗在值班。这个人我认识，在延安的时候曾一起在抗大学习过。文化大革命中，他也被打成走资派，我们又一块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七四年四届人大召开以后，由周总理提名他才出任广播事业局局长。虽然他工作兢兢业业，谨慎小心，唯恐出一丝差错。但姚文元对他仍很排斥，公开声称要“撤换”他。我走进办公室来。邓岗站起来吃惊地望着我。我就把华国锋写的那张纸条交给他。他仔细看了看，仍然愣愣地看着我，似乎仍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就说：“派我来这里主持工作是华总理和中央的决定，你要不相信想打电话向姚文元请示也可以。但不许出去，电话就在这里打。”他扭头看了看守在门口的两名卫兵，勉强笑笑说：“我不打电话，没有什么要请示的，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我说：“那好，那你就把电台的党委成员，各部室主任全部找来，先开个紧急会议。”邓岗照我说的办了。等把这些人都召集到会议室以后，我又在会议室门口放了两名卫兵，任何人只许进不许出。我对他们别的没有讲什么，只宣布说，我和各位一起在此办公。至少在三天三夜之内，你们谁也不许离开这间屋子。吃饭、喝水，部队的同志会给送来。你们都明白了?这些人都忙不迭地连声说：“明白了!明白了!”
就这样过了三天。一看情况还不行，我说：还要加两天。一共关了五天。到第六天，我就允许一部分党委委员回家了。临走之前，我对他们说：“这几天这里发生的事，你们出去以后一个字也不准说，谁要是到外面泄露了被查出来，什么后果我不说你们也该懂得。”这些党委委员都点头表示：“我们懂!我们懂!”
从10月6日晚上开始，我和电台的同志一起共同搞了十多天。在这十几天内，我鞋袜不脱，瞌睡了就在地板上打个盹。
与地同时，另一个行动小组在中南海拘捕了江青以及毛远新。
就这样，不费一弹，未流一滴血，四颗“灾星”被一举扫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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