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随后三年时间里，随着抗战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俘获了越来越多的日本士兵。怎样对待这些战俘呢?众所周知，这些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时间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了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用以开展打倒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这就是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由来。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生活供给，在整个陕甘宁边区财经困难的形势下，不仅有保障，而且相对于八路军总部和政府其他部门的生活更优越。
在抗日根据地，军队、政府机关、学校都实行供给制。边区政府在1942年就作出了十分细化的生活供给标准制度，共分10类40余种。在延安的日本、美国、苏联、朝鲜等外国友人列为第一类，日本战俘也被视为外籍朋友来对待。如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猪肉3斤、蔬菜30斤等。对外宾客灶更是优先，每人每月细粮36斤、猪肉15斤、清油4斤、猪油1斤、粉条2斤、鸡蛋30个、豆腐30斤、杂支每人每月50万元边币。奶费、灯油费、洗澡用炭均一一列出，按量供应，衣服不限。日本工农学校新来的学员，给予特殊优待:第一月份发给津贴5元，被毡按实际情况补充，毛巾及肥皂各一条，牙刷一把，牙粉及烟各一包，旱烟袋一根，碗筷各一份，单衣单裤、衬衣衬裤各一套，鞋袜各一双。以后每隔四个月，每人补充:牙刷一把，毛巾一条，肥皂两块，烟草二斤，鞋袜各一双。
学校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大秤1斤(2.5市斤)，粮食除按我军规定供应外，每人每月另加优待面10斤(不扣米)，过年、过节或日本的重要节日，由供应机关批准发给一定的会餐费。
学员的主食，原来是小米，后来改为白面。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二三个菜。星期六晚餐，有时加菜，还有各类边区自产的白酒。
最热闹的是每星期一次学员们自己动手包饺子。从厨房领来面和馅，大家七手八脚地抢着干，不是把饺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馅放得太多包不起来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锅里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国同志的帮助、指导下，过了一段时间，学员们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饺子的要领。
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99%来自晋冀鲁豫各个战场，他们被俘后大都经过在前线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初步教育及生活的体验，大多数人的思想已有所觉悟。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后，更是受到特别的关照。有个俘虏叫渡道俊夫，他在回忆被俘后的情况时写道:
1940年8月，百团大战时，我们中队在晋西北大部被歼。剩下我们受伤的当了俘虏。我当时认为，当俘虏是日本军人的最大耻辱。我日夜担心，八路军一定会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来处死我们。当时，精神上极其苦闷。在医院里，和我住在一个病室的是八路军一二○师的一位战士。他不管自己的伤痛，周到地照顾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厕所，帮我倒便器，并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裤，拿到河边洗干净。不久，一二○师师部竟决定送我到延安医院去治疗。过去，我应征离家，离别妈妈、哥哥时，没有掉泪。可是，这次我和这些八路军伤员分别时，却禁不住流下了滚滚热泪。
到了延安，我被护送到城东15里的柳树店，进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医生、护士、群众从各方面帮助我。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位八路军同志，逐渐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里吸烟、谈话。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里，就请他带点黄酱来。他一口答应。后来，我听说他竟是八路军的一位旅长，就恐慌起来，赶去道歉。那位旅长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没什么，那是我应该做的。”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真是不一样。病愈后，我就请求到日本工农学校学习了。
有位学员叫谷川，写了一篇文章《在食堂里》，发表在校内墙报上。他在文章里写道:“饭桌上摆满了日本式和中国式的菜。班长一声令下，大家就开始动作起来。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鸡素烧里，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声说:‘美极了，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别的桌子上，有人说:‘我们真幸福!在日本国内，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们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聂荣臻在回延安开会时，特意登上宝塔山视察日本工农学校。当他看到墙报的文章，学生谈到延安生活幸福，经常吃鸡素烧时，开玩笑地对负责总务的刘兴渭说:“能不能请我吃一顿鸡素烧啊?”刘兴渭说:“就怕司令员不肯赏光。”聂荣臻哈哈大笑说:“我一定放开肚皮吃一顿日本菜。”半小时后，学生吃晚餐了，聂荣臻一边吃着鸡素烧，一边通过翻译和学员们谈话，食堂内不断传出学员们的笑声。
学员的津贴，享受八路军连长级的待遇。当时，八路军的津贴，分成五个等级:士兵: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团长:4元;师长:5元。毛泽东、朱德的津贴也是5元。学员的津贴3元钱，在当时延安，可以买6斤猪肉，或6只中等大小的鸡，一般是用不完的。加上生产的收入，使学员们更加宽裕。
1942年8月下旬，延安连续下大雨。有的地方爆发了山洪，部分灾民缺衣无食。9月1日，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自动集资144元，支援灾民。《解放日报》刊登了这件事，表扬学员们。
1943年，学员把集体剩余的5000元钱，投入学校的合作社。不少学员说:“在日本，我们欠了很多债，在延安，倒变成了投资者和有钱人了。”
学员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出校门随意散步。不少人喜欢到商店去逛。
一次，日本工农学校举行欢迎新学员的文艺晚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四位成员也赶来参加，他们坐在观众席，看日本师生演节目。这些由日本学员自编自演的大部分节目体现了日本国的风土人情，如舞蹈“佐渡舞”、“野畸朝拜”，活报剧“收割的秋天”等。特别是“收割的秋天”这出戏，反映日本农村的庄稼汉，一年四季耕种碾打，但在稻谷丰收后，自己却颗粒未得，他们的劳动成果全被政府供给侵略战争部队了。农民们呼天不应，痛不欲生。接着，新排练的“应山事件”话剧，更是把反战气氛推向了高潮，台上台下热浪涌滚。当那位名叫和尚里的日本老兵拔出雪亮的刺刀对准坏透顶的福田中队长时，台下的日、美观众都挥动拳头喊了起来:“干啊!干啊!”
文艺晚会在“八路军进行曲”的军乐声中落下帷幕。美军观察组的一位成员受师生邀请讲话。他用不熟练的日语说:“真没想到，工农学校的学生在延安过着这样愉快的生活，连新来的日本士兵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也与大家心连心，这使我们不能不为之惊叹。我看了佐渡舞，使我回想起自己曾在和平时期赴日本佐渡旅行的美妙情景。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旧地重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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