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中无事 安之若素
作为因变法而步步高升的李定、舒亶们，当然容不得异己之声，他们欲置苏东坡于死地的态度非常坚决。一介文人苏东坡在御史们的拷问下，受尽凌辱，文雅扫地。据说，东坡下狱时，狱官当面就问祖宗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皇帝赐给功臣、重臣带有奖赏和盟约性质的凭证，允其世代享有优厚待遇，犯法时可免死罪，具有特别的法律效用)。按当时的规定，只有死囚才会讯问五代之内有无“誓书铁券”，其他只问三代，可见东坡的罪行之重。只是，作为宋朝当家人的宋神宗，在御史们不断向他提供“反诗”新证据、不断给他诛杀东坡添加理由的时分，他却有点六神无主了。刑不上大夫，宋朝不杀士，这是祖宗成法，他不能开杀戒，当暴君。但东坡反对变法太过火、太显眼，影响了新法推行，形成了负面效应，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而，对于宋神宗来说，东坡成了烫手山芋，放也不是，杀也不是，让他举棋不定。
东坡到底是出于国家大局还是一己之私来表达对新法的态度，成了宋神宗判断此案轻重的关键。他做了一个决定，安排宦官去狱中“卧底”。某日天刚黑，东坡像往常一样，在狱室倒头便睡，躺下不久，有两个人推门进来，什么也不说，也倒头睡下。东坡并未在意，鼾声渐起。清晨四更的时分，他们又悄然分开了监狱，东坡鼾声如故。后来，东坡才晓得，这二人是宋神宗派来观察东坡的，看他心里有没有鬼，心中有鬼，自是辗转反侧，心中无鬼，当然起居自然。第二天，宋神宗高兴地对左右大臣说：“朕知苏轼胸中固无事也!”命悬一发，还能安之若素，熟睡如怡，东坡真是人中之杰，这也是他能从黄泉路上捡回卿卿性命的缘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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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好忘仇 雍容大度
东坡胸中无事，无愁，亦无仇。宋神宗以后，朝廷关于变法的争议从来未曾间断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法渐渐演化成了党争。变法成了士大夫升迁的那根撬棍，皇帝支持变法，则变法派得势，皇帝反对变法，则反对派得势，许多人通过支持或反对变法而一步登天。王安石去朝，司马光上台，司马光逝世，章惇上台，如此循环重复，推动着北宋这艘大船渐渐驶向破败与衰败。东坡虽然反对一些变法主张，但对变法中利国利民的政策还是非常支持的。他与王安石政治主张不同，遭到王安石的放逐，但当王安石下台后，他和王安石却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与司马光政治主张有相近的地方，但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他又上书指出个别新法不可废。他以事实作为判断变法对错、长短、优劣的标准，而不是像别人一样，在变法中通过站队来追求政治前途。所以，他既不见容于变法一派，又不见谅于反对一派，变法派当政，他受排挤，反对派当政，他同样受打击，故一辈子颠沛流离，屡遭贬谪。不过，无论境遇怎样，他一直豁达，乐观，不记仇，对于曾经欲置他于死地的同僚，人家得势时，不卑躬屈膝，人家失势时，也不落井下石，且总记着人家的好。
东坡和章惇年龄相仿，年轻时曾是好友，终因改革的推进而失欢。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起用章惇为宰相，鉴于本人曾经遭到反对派的攻击、贬谪，章惇在复行新法的同时，还大肆对反对派进行报复。他不仅把已故宰相司马光的牌坊拆了，把朝廷赐司马光的碑文磨平了，还动员十几岁的少皇帝下诏对司马光掘墓鞭尸，其品格之卑劣，手腕之残忍，实属稀有。由于东坡曾经明确反对过变法，同样被章惇划归反对序列，毫不手软。于是，东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市)，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东坡习惯了贬谪的日子，无论怎样恶劣的环境，他都优游自乐，精神高蹈，还佳作不断，诗如泉涌。在惠州，他曾作诗：“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章惇见东坡贬谪的日子也这般滋养，触动了敏感的神经，马上又将61岁的东坡再贬至昌化(今海南昌江黎族自治县)，任琼州别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