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胸怀，在两种境遇下可以一览无遗，一是极乐时，二是极悲处。极乐时得意到忘形，那是小人，极悲处沉沦到厌世，那是俗辈。苏东坡大才槃槃，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尤其遭遇“乌台诗案”，深陷“文字狱”，几次濒临灭顶之灾，九死一生。面对这种人生极悲，东坡的心态如何呢?
生离死别 分寸不乱
苏东坡入仕不久，由宋神宗主导、王安石组织的“熙宁变法”全国铺开，他不由自主地被卷进这场风云激荡的政治风波。当时，东坡并非京官显宦，多在基层任职，耳闻目睹新法的执行状况，尤其是“青苗法”，本来目的是鼓励农业生产、抑制土地兼并，但在执行中却演化成了“强迫贷款”，由“助民”到“扰民”，使许多农民家破人亡，严重损害了百姓利益，导致民怨沸腾，东坡因而上书表达了本人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宋神宗求胜心切，听不得半点不利于新法推行的责备，加上东坡是文坛巨擘，可谓“意见领袖”，他的话往往成为左右舆情的风向标。于是，御史李定、舒亶仔细研讨东坡的文字，终于从奏折《湖州谢上表》和诗歌《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中闻到了他们需要的气味，纷纷弹劾东坡，说诗文中有讥谤皇帝、攻击新法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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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1079)，宋神宗拍板立案，安排太常博士皇甫遵前去湖州，传唤时任知州的东坡。钦差来了，事由说了，立即上路，刻不容缓。东坡一家老小二十余口，顿时慌成一团，妻子王氏更是泪眼婆娑，一副大厦将倾的样子。东坡见此情景，把王氏拉到一边，对她说：“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一句话就把王氏逗笑了。原来，东坡曾给王氏讲过一个典故：宋真宗东封泰山的时分，顺便寻访天下隐士，得杞县(今河南杞县)人杨朴。闲谈时，宋真宗问杨朴会作诗否，杨朴故意说不会。又问临行有人送诗否。杨朴说，妻子送了一首诗：“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后大笑，晓得杨朴不愿入仕做官，强扭的瓜不甜，遂把杨朴放回家了。东坡用这个典故开导妻子，终于使心急如焚的妻子破涕为笑，放心让他上路了。面对生离死别，东坡不但本人分寸不乱，还可以用笑谈化解妻子的担忧和焦虑，其从容旷达，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