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口中的"中央首长"——关锋
关锋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1919年7月生于山东省与河北省交界的庆云县。1933年，刚刚14岁的关锋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年仅19岁的关锋，担任了中共山东乐陵县委书记。由于做党的地下工作的需要，他在20岁那年，改名为关锋。自那以后，"关锋"一名，使用至今。
1944年，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省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得到发展壮大，在后方建设中，急需一批文化水平高，有能力的干部去做各方面的工作。当年，关锋被调任中共山东分局渤海区教育科长，一直到解放战争时期，他始终在我党的山东根据地做教育工作。
1955年，中共中央党校在山东省成立了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关锋担任了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那个时候，关锋能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第四分校的副校长，地位和职务都是很重要的。更为难得的是，中共中央党校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的位置，给关锋进一步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平台。那时的关锋，以笔杆子见长，经常写作和发表文章。他的文笔活泼，不但符合中央的方针，而且写得有深度。这些文章，引起了北京一些理论家、"笔杆子"的注意。1956年，关锋被借调到北京，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
那时的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设立的一个高级研究、咨询、参谋机构，是中央众多"笔杆子"的聚集地。如陈伯达、艾思奇、胡绳、田家英等人，都在那里任职。关锋能被借调到这样重要的机构里工作，已经不是简单的事情了。这说明，中央看上了关锋，也预示着关锋今后仕途的"光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关锋成了"左派新秀"。关锋很快就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和重用。1958年6月1日，中央创办《红旗》杂志。关锋被调到《红旗》杂志，编辑专供毛泽东参阅的《思想理论动态》，后来又调到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他逐渐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酝酿发动"文革"时，关锋被作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了毛泽东身边工作。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决定在中央成立一个专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机构——中央文革小组。关锋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他已经成为"中央首长"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都这样称呼他，他的讲话，也被称为"中央首长指示"了。
早在1967年1月10日，受林彪之命主持《解放军报》的关锋，在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时，就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经查，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比较早的文件。可以说，关锋是"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发明者之一。关锋起草完这个《宣传要点》之后，报送给江青。江青批示："同意。"江青又转送给林彪，林彪在这份文件上批道："完全同意。"这样，"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提了出来。这一口号造成了很大混乱。此后，红卫兵组织和各地造反派组织中就喊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这直接冲击了毛泽东关于动用解放军"支左"以稳定全国局势的部署。成为引发武汉"七二O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汉"七二O事件"发生后，已经到达上海的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作了重新分析。在分析中，他已经对过"左"的做法产生了疑问，对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已开始表露出了不满的情绪来。但关锋并未认识到这一点，他还继续按照他"揪军内一小撮"的认识来行事。7月，关锋主持起草"八一社论"，他拉来的具体执笔人是林杰。8月1日，这篇题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的社论公开发表了，并且立即在全国引起震动。北京各大专院校的造反派们北上、南下串联，联合各地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各地造反派趁势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刚刚通过解放军"支左"而稍有稳定迹象的局势，又被搞乱了。
这篇社论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8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看到这篇社论后，在这篇社论旁边写道："大毒草！""还我长城！"很显然，毛泽东对动摇人民军队不能容忍。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很快就传到了中央文革小组那里，引起了这帮"左派"大员们一阵惊慌。本来，在拟定新华社电讯稿时指示要写上"揪军内一小撮"的康生否认自己说过这句话，签批这篇"八一社论"的陈伯达赶紧把责任往下边推。执笔人林杰当然在劫难逃，而关锋作为主持起草这篇社论的人，推不掉责任。
推不掉怎么办？赶紧"转向"。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在"转向"。关锋是与江青一起"转向"的。但是，关锋与众不同，他毕竟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的人，他已经引人注目了。此时转变，为时过晚，毛泽东已经把目光锁定在"王、关、戚"三人身上。
看出了"王、关、戚"是坏人，并且首先提出要解决"王、关、戚"问题的是周恩来。
但关锋在"文化大革命"中，干的比较大的事情，还是较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并主持起草有"揪军内一小撮"内容的"八一社论"。但恰恰是这件事，断送了他的政治生命。
周恩来在坚定了对"王、关、戚"的认识后，找到杨成武谈话。以后就发生了上文所述的事情：毛泽东对"王、关、戚"的问题做出了批示，周恩来召开会议宣布了毛泽东的指示，关锋和王力一起被"请假检讨"了。
关锋"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押在钓鱼台2号楼。那里条件很好，他和王力原来的生活待遇没有变。1967年10月，关锋和王力一起被押送到北京西山，分别在两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生活还算是平静的。1968年1月按照中央决定，关锋被关押进秦城监狱。不久，关锋的党籍被开除了。
1982年1月，关锋被释放。考虑当时的各方面情况，中央决定对关锋免予起诉，维持原来的开除党籍的决定不变。
关锋被放出来后，一直住在《红旗》杂志(现在的《求是》杂志)的宿舍里，与妻子、孩子共同生活。由于关锋仍有公民权，也就有写作和发表文章、著作的权利，因此，晚年的关锋又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生所爱好的写作。
已经进入老年的关锋，每天读书、写作，显得和年轻时一样勤奋。他以"古棣"为笔名，接连出版了研究老子的学术专著三部，同时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当著名传记作家叶永烈采访他时，他说他自己目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做蛀书虫！"他的书房兼卧室里堆满了书，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在关锋的书桌上，放着一叠手稿，手稿上的字迹工整、清楚。他每天除了睡觉、运动、锻炼身体外，就是关在屋子里埋头研究学问和写作。几年来，他已经写作、发表了三四百万字的学术著作。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往事，他不愿意再回首。他公开讲，对于"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他奉行"四不原则"，即"不看、不想、不谈、不写"。对那些要访问他的人，他也都婉言谢绝。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谈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时，他都回避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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