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了虚妄，理智最终战胜了狂热，伴随那场“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如何，却鲜为人知。
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王力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包括参与写“九评”而有名气。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那时，说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王力，原名王光宾，1921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县，14岁时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9年3月，由谷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任中共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过一本小说《晴天》，始用笔名“王力”。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力先后担任了华东局驻渤海区土改工作总团团长兼党委书记、土改干部训练班主任等职。后任中联部副部长。
调到中联部，特别是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之后，王力受命参加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谈判。他曾经十次去莫斯科，受到中央高层领导人的重视。王力不光在做实际工作方面有一套，而且笔杆子比较硬，曾经参与写一些大文章。1965年9月，中央决定以林彪的名义发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王力参加了此文起草工作。1966年，毛泽东下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王力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一。进入中央文革的王力，实际上成了江青、康生手下的干将。他的眼里唯有江、康二人，而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思想和行动拉开了距离，对陶铸(后来进入中央文革)、王任重等老干部的话则根本不予理睬，这是他最后“翻船”的重要因素。“文革”中发生的著名的“七二O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漏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对他十分不满了。但王力却不知进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门，在全国各条战线都制造出一种“乱”的局面。
周恩来通过王力在8月7日约见外交部造反派的讲话，认定王力是坏人。但周恩来知道毛泽东赏识王力，也知道江青、康生、陈伯达与王力的关系，知道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同时，周恩来当时还不了解毛泽东对王力鼓动红卫兵冲击外交部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因此，周恩来没有急于表态。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在王力的鼓动下，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的行动，更坚定了周恩来对王力的认识。8月25日，周恩来单独找杨成武谈话。他在同杨成武谈话时，谈了他对近来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看法，还特别谈到了王力在8月7日同外交部造反派的谈话，谈了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所提的“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他对杨成武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后来说过，他当时已经认定王、关、戚是坏人，他们这些“坏人利用‘文化大革命’的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83页)周恩来还把王力8月7日讲话记录稿交给杨成武，要他送给毛泽东看。
王力在北京鼓动造反派冲击外交部，并鼓动红卫兵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情况，在上海的毛泽东也知道了。此时，毛泽东已经认识到：王力这样闹，其动机是有问题的。
8月25日，周恩来同杨成武谈话之后的当天上午，杨成武即飞赴上海，向毛泽东报告了周恩来的意见，并把王力8月7日的讲话记录稿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听了杨成武的汇报之后，双眉紧锁。他让杨成武去休息，说自己要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8月26日上午，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把杨成武找来，对他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杨成武安排好飞机后，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杨成武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说：“王(力)、关(锋)、戚(本禹)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说完，把杨成武的记录拿过来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当杨成武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他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史料见杨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43—45页)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对王、关、戚抓两个、看一个的重大决策。
8月26日中午，杨成武即乘飞机飞往北京。当天到北京后，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听后表示：事不宜迟，马上开会。当时，周恩来考虑到王、关、戚还是中央文革成员，抓他们不是一件小事。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决定先争取一下陈伯达，把江、康、陈三人分化出一个，这样处理王、关、戚就会顺利一些。
做好这些事情后，周恩来让秘书通知：中央要开一个小型碰头会，中央文革成员都参加。然后，周恩来让秘书在钓鱼台安排十几名中央警卫局的警卫守候在会场外，准备执行带走王、关二人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26日晚上，中央小型碰头会准时在钓鱼台召开，周恩来主持会议。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都来参加会议了。虽然不久前有毛泽东批评《红旗》杂志社论中“揪军内一小撮”的事情发生，但王、关、戚并没有感到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林杰身上，觉得自己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他们照样鼓动造反派们搞动乱，丝毫没有收敛的迹象。他们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们政治生命结束之日。
会议开始时，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定。接着，周恩来照杨成武记录的毛泽东的指示，逐字逐句地宣读。随后，周恩来一字一板地宣布：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让他们“请假检讨”，戚本禹停职写检查。“请假检讨”，是周恩来经过考虑之后发明的一个词。周恩来考虑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王、关、戚的特殊身份，用这个词来代替“隔离审查”或者“关押”比较合适。听到周恩来宣布之后，王、关、戚脸色大变。江青、康生的脸色也大变，他们都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是，由于周恩来宣布的是毛泽东的指示，他们谁也不敢反对。这时，在会场外的中央警卫局的战士走进屋子里，把王力、关锋带到他们“请假检讨”的地方去了。
王力被“请假检讨”后，先是被关在钓鱼台2号楼软禁。生活待遇还是很好的。在那里，每天都有专人给他打扫卫生，还有医生定期来给他检查身体。他并没有劳动任务，只有“写检讨”的任务，因此，他在2号楼过了一段清闲的日子。使他难受的是，他不能打电话和以其他方式与外界联系。
1967年10月16日，中央派陈伯达、张春桥找王力谈话，除了让他继续“加深认识”、“继续写检讨”外，还告诉他，中央决定：把他交给北京卫戍区。当天，王力被押送到北京西山一座别墅里继续软禁，由北京卫戍区看管。在西山这座别墅里，王力的生活待遇没有变，还允许他带一些书籍在那里看，但同样不允许他同外界联系。
1968年1月26日，正值春节前夕，按照中央的决定，王力被关押进秦城监狱，在这里，不允许他看报纸和书籍，他住的房间只是两个木凳架上的一块木板，吃得也很差。有一条他与众不同，毛泽东发话：“不准提审王力”，因此，在秦城那段时间里，他没有被提审过，也没有被宣判犯有什么罪。但他的党籍被开除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案重新进行审理，对王力的问题也进行了审理。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释放。刚出来时，组织上把他安排到北京万寿路的部长楼里居住。但他住了一段时间后，感到不满意：门口有人站岗。于是王力提出要迁居。1984年，组织上把他安排到一个清静的居民小区里，共给他两套房子，很宽敞。王力和老伴，还有一个保姆一起生活。每月组织上还发给他足够的生活费用。平时，王力喜欢读书，还动笔写一点小文章。
从1982年以来，王力一直过着普通市民的生活。在北京的一些书店里，常常能看见他的身影。一些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去访问他，他总是比较客观地介绍那时的情况。他的口才仍然很好，头脑也清楚，记忆力很强，2003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5月，王力感到身体不适，经医生检查，发现患有胰腺癌，并且已经扩散。虽然经医生多方治疗，还是没有留住他的生命，1996年10月21日，王力在北京肿瘤医院病逝，享年7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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