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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年，海军中尉赫沃斯托夫和准尉达维多夫驾驶战船从鄂霍次克港出发，向“岛链”最南端的国后岛发起进攻，并摧毁了日本人建于其上的两个定居点。这一事件被俄日两国称为“赫沃斯托夫达维多夫事件”。之后，两名指挥官得胜还朝，不料却在刚一下船后就被逮捕，因为他们实施此次进攻没有得到任何来自沙皇的命令。
尽管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在一年后同瑞典的战争中表现出色而受到奖赏，但这次“擅自”爆发的战斗奠定了俄日两国关系在今后200年中的底色。没过几年，两国就迎来了第二次较量。1811年，另一位探险家戈洛文从勘察加半岛出发，其目标仍是国后岛。但是这一次，他遇到的是远比赫沃斯托夫顽强的抵抗。此时，国后岛上已经修起了日式堡垒，戈洛文及其随从乘小船进入岛上，大船则停泊在不远处的海面上。几个日本人见到了俄国人后急忙跑回了堡垒内，戈洛文和随从们则原地宿营，盘算着如何与日本人打交道。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就接到了从堡垒里发出的请柬，日本驻当地官员邀请戈洛文一行人到堡内一叙。戈洛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堡垒内，东道主用日式茶道款待客人，而戈洛文则警惕地观察着一切。从窗户向外看去，他发现海水退潮后他们乘坐的小船已经搁浅在岸上，这让他不由得感到担心。戈洛文和日本长官通过翻译友好地交谈着，突然，日本官员脸上的表情变得严厉，并高声喊出几句话。闻言之后，翻译的脸色变得惨白，小声向戈洛文翻译道：“他说，如果今天我把你们放走了，我将不得不剖腹自杀。”
戈洛文跳了起来，喊了声“跑！”就带领随从向堡垒外奔去，日本人在后面紧追不舍。最终，戈洛文及其随从被围在已经搁浅的小船附近。留在大船上指挥的里克尔德急忙指挥大船向岸边靠并命令开炮震慑敌人。但是，戈洛文和随从们还是被日本人俘虏了。
在监狱里，日本人并没有给这些俄罗斯人用刑，而是将一份文件拿来让他们做出解释。4年前，赫沃斯托夫攻入国后岛，并将这些写着“效忠俄国沙皇”的文件发给当地人，不料它们最终却落入了日本官员手中。这些文件让日方感到不安，所以让戈洛文解释清楚。
戈洛文无法给出让日本人感到满意的回答，于是他们一直被关押了两年，中途还被转到北海道的监狱中去。
这两年中，里克尔德没有放弃寻找自己的战友。一年后，他再次攻下国后岛，得知戈洛文已被转到北海道关押。于是，他率领着两艘战船又向北海道发起进攻。在其逼迫之下，日方被迫决定放回戈洛文。在放还现场，日本人还搞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仪式，并在仪式上宣读了一份带有外交意义的文件：“我们决定放回戈洛文及其随从，戈氏及其随从已在日本呆了两年，已经熟知日本人与外国人往来的法律，望其回国后加以宣传。赫沃斯托夫事件我们视为个人行为，并非同圣彼得堡加以商议后的国家行为，不予追究。”
这就是俄日两国的第一轮外交接触，也是两个尚武民族的第一次碰撞，俄罗斯占据上风的结果决定了两个民族今后200年交往的基调。
“日本猕猴”狠踹俄国熊
历史来到20世纪，俄日两国双双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俄罗斯已将目光由欧洲和中亚转移至东亚，而开始对外扩张的日本自然又开始打中国和朝鲜的主意。在这一背景下，日俄的碰撞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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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尼古拉二世在日本大津遇刺，若不是希腊王子拔刀相助，俄皇恐怕真的会送掉性命。“我要扭断那些日本人的脖子，这些可恶的猕猴，”回国后，尼古拉二世愤愤地吐出这样一句话。这次远东之旅本来就是为俄国“东进”政策所作的预热，所以遇刺之后，俄皇对日本更加难以容忍。国后岛两战之后，俄国从未改变对日本人的轻视和傲慢。
缺少理智的轻视和傲慢等同于愚蠢，在日本问题上，俄国人犯下的正是这样一个错误。1886年沙俄政府计划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时，日本首相山县有朋警惕地指出：“西伯利亚铁路竣工之日，远东将发生特别剧烈之变动。”而与此同时，俄国却没有从几十年前对日本人的印象中醒过来。在一份海军政策文件中这样写道：“必须让世界感到俄国军事实力的强大，无论是在俄国的欧洲部分还是亚洲部分。必须让东方感到俄国军魂在亚洲一样的强大。”但是，这些最终流于口号，进入19世纪90年代后，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就大幅度削减了军费。驻远东地区军力亟待补充，但克里姆林宫却决定远东军力应从当地征兵予以补充。而此时，日本伊藤内阁已经制定了十年扩军计划，远东军力平衡正在被打破。俄国却依然将目光紧盯在英国身上，继续忽视昔日的手下败将。
随着朝鲜和旅顺的利益先后被俄国所强占，日俄之间已是战云密布。但沙皇尼古拉二世却仍执迷不悟，日本社会的封闭性没有让尼古拉二世在远东之行中看到日本的可怕，依然固守着他的“猕猴论”。1904年2月7日，日俄战争爆发前16小时，此时日本已同俄国断交，但当俄国国防部长库罗帕特金向外交部长拉姆兹多夫询问日本能否开战问题时，后者却回答称：“不要用战争问题去吓唬我们的军官，没有必要。”
情报工作的不足是对日备战麻痹大意的根本原因。从1898年开始，万诺夫斯基就开始担任驻日情报官。但这位国防部长的儿子被证明毫无情报工作经验与才能。在他任内，俄国在日本不但没有布下有效的情报网，连日语人才都极为紧缺。随着俄日两国关系的趋紧，高层再也无法容忍万诺夫斯基继续“混日子”，于是一位名叫萨摩罗夫的情报官员将其代替。只是，此时已经是1903年，离两国开战还有半年时间。
萨摩罗夫的工作是有效的，他迅速雇佣了几名外国记者，为俄军搜集必要的情报。其中的一名记者源源不断地发来有关日本海军演习的种种情报，并评价称：“在我常驻日本的3年期间，从未见过日本海军如此大规模的调动。”
情报首先被呈送给了驻旅顺的太平洋分舰队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接报后，总督立即召开主要军事指挥人员会议，讨论日军开战可能性，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日军随时可能开战。但是当阿列克谢耶夫有关进行战争准备的请求被呈送给沙皇尼古拉二世时，这位仍把日本人看做二等民族的沙皇生气地批示道：“不要主动惹日本人，目前的国际形势促使我们继续与日本人谈判解决问题，更何况他们不可能主动进攻。”
就这样，俄国等来了日本海军对旅顺的偷袭。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战争机器开始全速运转，脑袋远在西边的俄国熊面对屁股被狠揍的情形反应慢了好几拍。尽管俄国报纸竭尽全力地宣传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但战争结局却远不是英雄主义可以挽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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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瓦库姆·沃尔科夫，一位普通的俄国士兵，唯一的不同是他在这场战争中得到了4枚格奥尔基十字勋章。在一场战斗中，他主动担任刺探敌军情报的重任，然后换上中国老百姓的衣服，进入日军占领城市。在一座小城中，识破了他的真实身份的20名日本士兵把他围住。沃尔科夫不慌不忙地打了一个呵欠，突然，他的手一抬，3发子弹已经从隐藏在袖口中的左轮手枪中钻了出来，3名士兵应声倒地。就在其他17人还在愣神的工夫，沃尔科夫已经跳上了一匹战马，风驰电掣地逃回了俄军大营。
在另一次战斗中，沃尔科夫被俘。不料他却趁乱逃入一处森林中。日军认为人逃到那个没有半点人烟的森林中必死无疑，所以没有追击。但顽强的沃尔科夫居然在森林中走了10天，最终精疲力竭的找到了自己的部队。
而在奉天之战前，沃尔科夫再次承担起了情报刺探工作。这一次，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顺手将敌人的一处军火库引爆。
俄国人仍在为自己的英雄而自豪，沃尔科夫被当做典型而被大肆宣传。但是，当《朴茨茅斯条约》签署时，俄国遭遇了灭顶之灾，人们这才知道，“沃尔科夫们”不过是失败的遮羞布。尼古拉二世被自己眼中的“猕猴”狠狠地揍了一顿，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了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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