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以后，言语学家赵元任在划分汉语方言时，把具备一定共性的方言统称之为“官话方言”，并沿用至今。从此“官话”一词只用于指称“普通话”或“国语”的基础方言，而跟“通语”的含义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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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不会说“普通话”能当“公务员”么?
自通语诞生之日起，官方对运用这种“普通话”的要求就日益严厉。早在“雅言”时期说不上什么官方的约束和规范，更多的是从俗从众而已。但到了秦汉的“通语”，隋唐的“汉音”以后就不同了，陆续出现半官方或官方性质的规范约束加之于通语。《魏书·咸阳王禧传》中就记载了一次孝文帝就推广“普通话”咨询咸阳王禧意见的对话，孝文帝说道：“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年三十以上，习性已久，容或不可卒革;三十以下，见在朝廷之人，语音不听依旧。”
而对于故意不说正音的人，则要处以降爵黜官的惩罚。孝文帝更是表达了对持反对意见的大臣李冲的不满，“冲言：‘四方之语，竟知谁是?帝者言之，即为正矣，何必改旧从新。’冲之此言，应合死罪。”可见那个时分，在正式场合学通语，说通语已经带有一定的强迫性质。到了“官话”，“普通话”阶段更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