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神的谕示”
9月3日解放军炮击金门时，杜勒斯正在马尼拉开会，讨论与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蒋介石当时听到这消息时，满以为这个以反共为目标的军事同盟，肯定会邀请他或他的代表参加。谁知会议开幕了，也没有人给他发邀请。后来才知美国权衡利弊，因为有英国参加，而英国已在1950年承认了大陆新中国，再让台湾出席显然不合时宜。蒋介石又憋了一肚子气。
而杜勒斯得到解放军炮轰金门的消息也着实吃惊，立即让驻菲律宾使馆加强与白宫联系。华盛顿和台北方面都给他转来了金门炮战的情况报告。第七舰队也奉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图普上将的命令离开马尼拉湾进入待机位置。白宫还通知他，艾森豪威尔总统准备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采取一个明确的决策，希望他赶回华盛顿参加。但杜勒斯觉得，回国之前只要时间允许，应该去趟台北，见一见蒋介石，也听听他的意见，让他吃颗定心丸。
9月8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刚刚签完字，他就急匆匆飞往台北。
在台北士林官邸的蒋介石，对于杜勒斯的到来，心情也很复杂。他希望杜来，又对国民党的“外交部长”叶公超说：“杜勒斯在马尼拉没有什么了不起，连马尼拉市长都在说他是‘全亚洲国家都不能相信的人’。这句话不是共产党说的，我相信！我不知他怎样对待马祖、金门！”
蒋介石的总统府，是日本人建筑的欧洲风格的大楼。那几根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高柱耸立在宽敞的厅堂里，衬着两旁数座巨型棕榈盆景和光可鉴人的花岗石地板，抬头可见到三、四楼线条流畅的弧形拱廊，不失为壮观、典雅。但蒋介石父子都不喜欢来这座豪华的总统府上班，他还是喜欢阳明山的士林官邸。
他接待杜勒斯，也是在士林官邸。
虽说蒋介石看不上杜勒斯，但第二天见面时，他还是满脸堆笑：“您今天能来台湾访问，实为值得欢迎的一件大事。”
杜勒斯急于表功：“我在菲律宾时，许多人认为我的日程很紧，可以不必访问台湾。特别是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在我动身前给我打电报说，我访问台湾没有必要。他建议我最好直飞伦敦参加解决欧洲问题的会议。不过我觉得，既已到了远东，不可再失去访问台湾的机会。”
蒋介石也挑好听的说：“我认为自从您接任美国国务卿以来，美国政府在远东做了三件大事：朝鲜停战；未卷入印度支那的战争；缔结东南亚防御条约。关于前两项，有人对美国政府的立场感到不满，然而我个人认为，在这两方面的政策都是正确的。”
受到鼓舞的杜勒斯舒了一口大气：“只要你认为正确，别人的批评或不满对我来说就无关紧要了。”
蒋介石：“您今天来访，时间短促，有许多事我想和您讨论，不知从何说起。因此，请您随便提出您首先想提的问题，我可以毫无保留地回答您。”
杜勒斯从马尼拉会议说起，一口气讲了许多，多是对美国立场的说明和解释：“美国目前的战略不是往世界各危险地区派遣部队和在那里驻军以制止敌人的侵略。因为共产党集团的优势是有丰富的人力、庞大的军队；美国的兵力有限，无法同时派兵防守。在共产党集团中，俄国军队属第一，中国共产党军队第二，北朝鲜和越南的军队第三。美国的宝贵人员若被共产党的任何第三流军队拖住，那可不上算。”这的确是美国政府的真实想法。
“我的公开谈话往往被人误解，我听说我的谈话曾使阁下感到不安。”杜勒斯继续说，“事实上，只有阅读我讲话或声明的全文，才能明白我的真正意图。今天我愿向阁下保证：美国决无意抛弃您领导下的中国政府。您的政府向来极端忠实于两国的共同大业。”
蒋介石也在表态：“我自己一向认为美国是我国唯一的忠诚朋友。自从15年前我们在汉口第一次见面以来，我的这一信念从未动摇。因为我们两国始终是奉行同一路线，不论是在物质利益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这是发自我内心的良知，绝不是外交辞令。因此，不论以后我说什么，总是不仅以中国的利益而且以美国的利益为依据。”
蒋介石说到具体处：“换言之，如果美国继续认为台湾处于不安定状态，美国在外交上必将处处遇到困难，事事都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党会使美国无法对付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恫吓和挑衅。如美国对台湾采取一种果断政策，我断言，没有哪个非共产党国家会再主张接纳中国共产党加入联合国，或托管台湾。此外，台湾的局势也会进一步稳定起来。实际表现这种果断政策，就是签订拟议中的中美双边协定。”
蒋介石开始一步步逼杜勒斯就范：“各界人士认为您此时访问台湾证明美国政府重视台湾。然而，如果离台时竟未签订东亚安危之所系的双边协定，如果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签字之后而对中美条约不做出决定，从有识之士看来，美国在远东的政策将遭受无可弥补的损失，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有效性也将是个疑问。9月3日，厦门的共产党以重炮轰击我金门驻军，发炮6000发。我国政府认为应立即予以还击。不过，美国军事顾问坚持要请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我们一直等到第三天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同意后才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坚守信约的例子。再说，我们不愿拖着美国直接参加我们反攻大陆的行动，其主要原因是，即使美国的海军、空军直接参战，对我们也不利；更不说让美国地面部队参战了。如有外力参加我们反攻自己的土地，这会给共产党提供宣传材料，指责美国对中国发动军事侵略，甚至引起大陆人民的反对。因此，我们非但无意把美国拖入战斗，我们也决不要求美国派兵参战。我热切希望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和阁下的国务卿任期内，美国可完成一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即提供军火、经济和技术援助，支持我们反攻大陆，而不直接参战。”
叶公超见蒋介石过多地说到反攻大陆，怕引起美国的担心，在蒋介石说话间隙，插言道：“双边条约和反攻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条约纯粹是政治性的，涉及不到反攻。”
但蒋介石还是坚持：“没有美国的同意，我们不实行反攻。但是只要我们不反攻，亚洲的共产党问题就无法解决。关于双边条约的问题我就谈到这里，愿听听您的意见。”
杜勒斯已经听得不耐烦了：“很遗憾，由于时间短促，我不能就此问题与阁下进行详细讨论。五分钟或十分钟后我就要离去。”
杜勒斯起身要走，蒋介石还是坐着发言，发泄自己的不满：“我以前说过，美国关于对华政策没有计划，这对苏联有利，也受到共产党人欢迎。因为这会给他们可乘之机，给美国制造困难。另一方面，美国如采取坚定政策，帮助我们打回大陆，这样便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遗憾的是，美国在行动上表现不积极，不主动。据我看来，美国的亚洲政策缺乏明确的重点。六个月前，我国政府向美国政府递交中国的建军计划，至今没有得到答复。另外，有些军援项目美国政府早已批准，可是两三年后还没运到。最后，因为您即将离此前往日本，我愿提出，美国政府必须施加压力要日本采取反共立场……”
杜勒斯实在坐不住了，打断蒋介石的话，礼节性地表示：“听阁下之言，获益甚多，我将认真考虑。我一向钦佩阁下的明智和敏锐的观察力。我不会轻易忘记或忽略阁下今天的发言。”
蒋介石还在追着杜勒斯大发感慨：“决定未来的世界问题，可能是在欧洲。不过共产党侵略的最严重的威胁，目前就在亚洲。据我看来，酿成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在亚洲……”
蒋介石简直是在给杜勒斯上课，而杜勒斯的心早飞上了征途。他在台北只停留了五个小时。登机之前，他又获悉共产党人对金门实施了更猛烈的炮轰，很是沮丧。他恨中共好战，胃口又大，根本不把美国放在眼里。送行时，美军驻台顾问团长蔡斯告诉他：“毛泽东集结在上海到广东一线的兵力，足以在几天之内攻克沿海岛屿；中共还认为沿海岛屿事务是自己的内务，而且在朝鲜战争后成为世界第三空中强国并在台湾海峡地区享有空中优势，总有一天会发动对沿海岛屿的进攻，进攻的时间不会拖得太迟。”
杜勒斯望着飞机旋动的螺旋桨，不断摇头。
9月12日，杜勒斯飞抵华盛顿，未及喘息，便被叫到白宫去开国家安全会议。会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陈述了军方多数派的意见，主张在向国民党提供隐蔽援助的同时，美国空军可以对这些小岛采取行动，并应获准有充分行动自由，可以袭击大陆的炮兵阵地、机场和船只，但是不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但李奇微和国防部长威尔逊都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在军事上不应介入，那几个小岛根本没有什么军事价值。
艾森豪威尔在会上压制了军方多数派的意见，表示反对美国在世界各地承担过多责任，然后待在那里防守，这样会把美国拖垮。他毫不掩饰地说：“各位，我们如果要打总体战的话，坦率地说，我宁愿是和苏联而不是和中国打。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全球战略部署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不想为了几个小岛在亚洲陷入与中国的战争，从而削弱了美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与苏联抗衡的力量。”他说完看着杜勒斯。
他把杜勒斯看作是仅次于自己的人，有一次幽默地说：“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比杜勒斯到过全世界更多的地方，同更多的人谈过话和知道得更多，这个人就是我。”说完，自己开怀大笑。
杜勒斯的确与艾森豪威尔配合默契，而且反应敏捷，他马上提了个新建议：“前天我在台北的时候，共产党用他们对金门最猛烈的炮轰来检验我的神经是否健全。我在飞越太平洋的飞机上一直在考虑这几个使我们头痛的小岛问题。我们如果对共产党人的试探示弱，最终可能在更加不利的状况下被迫与对手开战，而且蒋介石国民党从外岛的退却，将在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另一方面，防守外岛将使美国卷入与大陆中国的战争，从而遭到除了李承晚、蒋介石之外的世界上其他国家以及一部分美国人民的谴责。”于是，杜勒斯建议把沿海岛屿的局势问题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由安理会做出一项维持现状的决议。这样，美国无论干涉与否，都可以有正当理由。
这个折中方案，经过杜勒斯的紧张活动，后来由新西兰出面在安理会上提了出来。
这个方案被取名为“神谕”。杜勒斯可以此为荣耀，证明其旨意来自上帝。可这个“神的谕示”却被海峡两岸的主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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