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打入蒋介石侍从室》，夏继诚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
周恩来于1939年2月16日离开重庆，到浙、皖、赣、湘、桂视察了两个半月后，于5月1日飞返重庆。
这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已经逆转，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其原因是，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散发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了反共活动。这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作为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等于昭告天下：蒋介石要进一步强化他的独裁统治了。
无论是前方传来的消息，或是段伯宇从战地党政委员会获得的情报，都表明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件不断加剧。例如山东的秦启荣部一手挑起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指战员400余人；河北的国民党军一部突然袭击博野县八路军分区司令部，在安国活埋共产党员多名，在束鹿包围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连，杀害指战员21人。
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的血在流淌，反共的黑暗逆流在增长。周恩来面对这样的形势，忧心如焚。
但是，蒋介石出于争取苏联、美国援助的需要，还不愿和共产党彻底决裂。他还要在表面上维持着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因此，如何影响蒋介石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特别是怎样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蒋介石，就成为周恩来处理和蒋介石关系时的一个侧重点。
一天，周恩来让周怡通知段伯宇前来见面。
段伯宇老人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当年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他的情景。
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段伯宇父亲段云峰的情况以及他和蒋介石、李济深的关系。
段伯宇简要汇报了父亲的历史情况，说他老人家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同学，同期不同班，但老人家和蒋介石合不大来，所以到重庆后也不愿出来做事。他老人家和李济深是陆军大学同学，李济深比他高一班。李济深汤山蒙难时，他曾联络了一些陆大同学设法营救过李济深。
说到这里，段伯宇还熟练地背诵了李济深在汤山被囚时写的一首诗：“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又背了李济深写的七律《国难抒怀》给周恩来听。李济深的诗是这样写的：“国难方殷寇正强，存亡续绝费商量。可怜责任成虚负，到处游观没主张。风景纵佳游兴减，江山依旧主无常。应知巢覆无完卵，几度登临几断肠。”
周恩来听后，夸奖段伯宇的记忆力真好，还夸奖他作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巡视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了解之深。
段伯宇又向周恩来汇报说：“军令部长徐永昌(字次宸)是我父亲陆军大学第四期的同窗好友，比我父亲大一岁。那时我才9岁多，住在陆军大学宿舍里。他常到我家玩，有时晚上就住在我家。他很喜欢我。我还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呢!我从南昌来到重庆，先去拜见他。他问我见到了父母妻儿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你快去看看吧，你父母可叨念你呢!你妻子病得不轻，带三个孩子，不容易呀。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完后说，令尊陆大毕业，后在保定军校执教，还当过段祺瑞的参谋次长，故旧门生不少，桃李满天下。你的社会关系不少呀!今后你要和他们多接触，主动和他们联系，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动员和推动他们共同抗日。还要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这对于克服目前的投降危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降日阴谋，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问段伯宇读过哪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段伯宇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又问，你看过三民主义的哪些书？有没有看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段伯宇回答说没有，并说自己对国民党不感兴趣。
周恩来摇摇头，不以为然。他对段伯宇指示说：“你在白区工作，天天和国民党打交道，你不了解三民主义是什么，那行吗？为了做好工作，你今后一定要学习三民主义，要懂得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处在封建主义、异族统治和外国侵略下的中国，他提出革命应当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强调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强调民族的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应该说，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国共两党的宣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现在我们搞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两党的共同语言嘛!但是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我们不可能要求蒋介石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要求他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所以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不但要学习三民主义，还要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工作。”
段伯宇听了这一席话，有茅塞顿开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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