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持的3685号直升机
“九一三”事件实际上牵涉两架飞机：一架是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另一架是3685直升机，被林立果的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骗飞并劫持。飞行员陈修文和陈士印与周斗智斗勇，最终将飞机迫降在北京市郊怀柔。
这一切要从周宇驰40多岁学习“云雀”直升机开始。
周宇驰，河北乐亭县姜各庄镇柳林村人，1946年参军，调到空军一航校后，特别想学飞行，但身体检查不合格，只能长期担任一航校宣传科科长，能说会写，很有一套。后来是空军副参谋长姚克佑调他来当刘亚楼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要周宇驰下部队。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周宇驰重新回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担任副主任。1967年“文革”期间，大学都不上课了，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离开北大物理系，被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安排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吴法宪指定周宇驰当林立果的“师傅”，又和周宇驰一起介绍林立果入了党。
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有人向吴法宪汇报林立果下部队的事情，吴法宪随口说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而周宇驰在空军常委会上传达，去掉了限定词，成了林立果可以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吴法宪哑巴吃黄连，不敢纠正，就这样林立果在空军“畅通无阻”，周宇驰也因此牛气冲天。
1971年5月，林立果和“师傅”周宇驰打着林彪旗号，要学“云雀”直升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不同意林立果的要求，副统帅只有一个独生子，摔着了怎么办？但吴法宪怕得罪林彪、叶群，只好勉强同意。因为周宇驰打着林办的旗号，空军34师为他配了最强的机组，都是直升机各机种的分队长一级，教员是空军34师副师长王焕今，指挥员是副大队长陈士印。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乘坐的256号三叉戟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林立果临去山海关机场前，给周宇驰打电话，说北上。这时周恩来已经下令必须由几人联合才能放行飞机。周宇驰搞不到大飞机，决定用直升机出境，叫于新野立即到西郊机场找陈士印。
陈士印在同期飞行员中最先冒尖，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队长，不久又任副大队长。9月13日1时30分左右，陈被服务员从睡梦中叫醒。当时机组都住在一个大房间，他们看见陈士印穿着内裤跑到走廊上接电话。
周宇驰问：直-5最多能飞多远？能飞650公里吗？陈士印回答：带上副油箱，加满油最多飞700公里。周宇驰说：现在有重要任务，你到门外等着，我派车接你。于新野用车把陈士印接到空军学院的将军楼，周宇驰给陈看了林彪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吴法宪搞政变，我们被困了，毛主席下落不明。现在形势很紧张，你送我们到北戴河林副主席那里去汇报。陈士印说：我很长时间没有飞直-5了，没有把握。周说：这是林副主席的命令，你不能怕担风险。陈土印说：我再找一个技术好的飞行员。这事要向胡萍副参谋长报告。周宇驰说：现在他被困住了，没有办法同他联系。我们马上走，到沙河机场后，不要对别人讲，抓紧时间找到飞行员就走。陈士印说：我没有带图囊。周宇驰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
9月13日凌晨1时40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将一些箱子装上汽车，拉着陈士印开向沙河机场。在停机坪卸下东西及于新野、李伟信两人，周宇驰拉着陈士印去找人。陈士印首先去敲团长刘景祥家的门，因为周宇驰催促，没有敲开，陈士印只好上楼去叫直-5中队长陈修文。
3时15分，3685号直升机亮着红色尾灯，向北起飞了。团参谋长李丕成等被砸门声惊醒，说有人偷飞机……
起飞前于新野、周宇驰都想坐进驾驶舱，但由于驾驶舱只能坐三个人，于新野只好与李伟信坐在客舱。陈修文是正驾驶，坐左座，陈士印坐右座。陈修文按常规打开电台与调度室联络，被周宇驰制止：要保密，不许联络，并命令陈修文飞320度。陈士印立刻觉得不对，质疑说：不是说去山海关吗？应该向东，怎么飞西北？周宇驰肯定地说就这样做。陈修文听他们争论航向，有些急了：我到底听谁的？一秒钟里飞机已飞出去好远了。周宇驰虽然没有说去乌兰巴托，但他坚持向北飞，陈士印联想到周宇驰问飞机能飞多远，难道他是想叛逃？为了摸周宇驰的底细，陈士印说没有航行资料。周宇驰说他有，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200万分之一的地图，有一条红线从北京到苏联伊尔库茨克。驾驶舱里的三个人，谁也没有讲话。
怎么办？飞行中的任何大动作都可能使飞机坠落。陈士印和陈修文两人配合，不断与周宇驰斗智斗勇，趁周不注意，赶紧将组合罗盘迅速旋转了180度，往回飞了。但周宇驰发现异常，恶狠狠地说：飞机怎么转弯了？陈修文机智地说：遭遇拦截，需要作机动飞行。
凌晨4时50分，陈修文驾驶直升机到达官厅水库上空。接着在3300米的高度，飞越八达岭长城。周宇驰看见北京的灯光，摘下耳机，摔在一边，大叫上当：“你们骗了我……今天我不活了，你们也别想活……你们要落地，我打死你们……”陈士印没有看见周宇驰的手枪，但感觉他已经把手枪握在了手里。
陈士印示意陈修文快快下降，被周宇驰阻止，命令飞北京西郊的钓鱼台。陈士印说，那是空中禁区，地面有高射武器。这时直升机飞到沙河机场，陈修文再次降低高度。但由于周宇驰疯狂阻止，直升机重新被拉起来，摇摇晃晃飞向西郊机场，也没有落下去。
直升机飞向怀柔县的山中盆地，那是直备降场。周宇驰看见地面是一片玉米地，没有阻止飞行员的落地动作。降到80米时，陈修文向周宇驰扑去，周宇驰开了枪。飞机完全失控，突然仰头，进入最危险的“尾冲”。陈士印试探性地向正前方推了两次驾驶杆，都没有将飞机改出来，第三次重复操纵，终于缓解了飞机的下降速度。但直升机最终还是尾部和右机轮先着了地，陈士印迅速关闭发动机及放火开关，好在没有侧翻，基本保全了直升机。
于新野未待落稳，就从客舱中跳出，爬到前舱外面，将枪口紧贴窗口玻璃向陈士印开枪。陈士印凭感觉迅速躲了一下。于新野的子弹在陈士印的两件飞行服中穿了四个洞，击中周宇驰的手腕，鲜血溅到陈士印的脸上。周、于、李一起慌乱中逃向庄稼地，但很快被包围。自知走投无路，三人商定自杀，周宇驰、于新野用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唯李伟信朝天开枪，得以苟活……
1980年审判“两案”时，关押审查的陈士印被无罪释放。现在，距离审判“两案”已30年，曾任空军34师副师长的中国直升机鼻祖王焕今说：实事求是地说，陈士印也是英雄。
陈士印从监狱出来后，回到沈阳工作，曾任全国机床厂协会秘书长。
康廷梓现场目击:“三叉戟”强行起飞
康廷梓是林彪座机三叉戟256号第二副驾驶，时任空军34师100团三大队二中队队长。1971年9月12日晚，林立果乘256号去北戴河时，康廷梓随机组一起抵达山海关机场。9月13日凌晨，机组9人只有4人登机，康廷梓和另外4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以下是他的回忆：
1971年9月13日零时30分左右，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惊醒，听到门外有人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我顾不得系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就冲出屋子。黑暗中，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到第一副驾驶陈联柄和通信员陈松鹤已经跑在我的前面。我继续向东跑，当视线从右前方能看到停机坪时，256号随着一声增大的发动机轰鸣，突然向前滑了出去。
机场的保障人员及已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离去的飞机，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正在此刻，我发现一队人马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与此同时一辆吉普车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嘎一声刹住，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四十开外的陆军军官。他看我上身穿着夏季飞行服，认定我是机组人员，就左手拉着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指点着远处滑行的飞机，操着一口山东腔，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给拦住!”在当时的紧张局面下，我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我赶紧追问谁在飞机上，“这架飞机不能起飞!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
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就不敢起飞了！”
当那位军官按我说的登上吉普车时，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了起飞方向。飞机开始增速滑跑，几十秒钟之后，消失在机场西南方。和我一样呆站在那里的领航员，习惯地低头看了一下手表，当时的时间是9月13日零时32分。
……在调度员呼叫的同时，雷达标图员头戴耳机，在一张较大的地图板上埋头标着飞机的航迹。我和调度室主任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看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4度，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
这条航迹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预定的航向上……第一转弯本应是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飞往外蒙……
1971年9月13日2时25分，256号三叉戟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毁。
（作者系文史学者）
本文原载于《同舟共进》2010年第3期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