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杨尚昆回忆录》，杨尚昆著，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级干部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开端。
整风的目的，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分清党内的路线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为七大统一全党认识作准备。
整风学习的内容非常丰富，而且不断地深入。大家先从学习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入手，进一步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研讨党的历史经验，重点放在剖析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组长。那时，我住在杨家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学习。平常就是读书，看文件，也开小组会。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党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气，编出一本“党书”，就是《六大以来》。全书共280多万字，汇集了从1928年到1941年间党的重要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们在中山大学期间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也学革命史，但教员引经据典地讲的都是俄国的经验、英国的经验，我在那里4年，就没有在课堂上听说过毛泽东，也没有听说过农民运动，虽然知道中国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但认为农民只是工人阶级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学来作过报告，也没有讲毛泽东在井冈山这股革命力量，没有指出它是将来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山大学里一味责备是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断送了革命，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到这时，我们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党的普遍整风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收入“毛选”时改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后展开的。这以后，延安各机关、学校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22个文件，发扬民主，检查工作，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这时，高级干部的学习重点转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剖析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大家结合工作实际和思想实际，做笔记，写心得，准备反省检查。
5月下旬，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委会，领导整风，毛主席为主任，康生为副主任主管常务。中央学习组的48名成员分为9个小组，我和任弼时、李富春、王若飞等6个人为第三小组，组长是任弼时。
那时候，康生很红，担任的职务很多，除了总学委会副主任外，还是中央社会部主任，情报工作这一块在他手里。不久，延安各单位分成五个系统，指定专人管整风运动。中直系统的学委会主任是康生，李富春是副主任。党政军民学包括军委和群众团体的学习，康生都可以管。他表现得非常用心，又很勤快。各机关汇报情况，他亲自作记录，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他垫着复写纸在小本子上记，会后立刻把复写件送给毛主席看。中直系统汇报时，他把邓发和我拉到一起听。总学委会讨论时，他扮成一个“圣人”的角色。对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他装作恍然大悟地说：“我花了两天时间读完了它，发现这是一个大骗局。”那时，毛主席很称赞他，大家也觉得他不错，认为他很有本事。
对党的历史、特别是党在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历史，在讨论中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政治路线上有没有错误？二是六大决议案是不是正确？三是抗日战争中应该以正规战为主还是以游击战为主？此外，对土改、整军、根据地性质等问题也有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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