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说“治国必先治吏”，加强吏治是历代统治者都很注重的事情。吏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治吏”那么简单，但吏治的基础又是从点滴之处着眼和着手的，整治懒官怠政就是其中之一。
古人称懒官、怠官为“具臣”，据颜师古以及朱熹等人的注解，这指的是那些在位子上但只能充数的官员，历代吏治都把这些人作为整理管理的重点。
古代对违反考勤制度的官员处罚一向都很严峻。唐玄宗、唐文宗时都有不按时到岗罚1个月或1个季度俸禄的记载，《唐律》中专门设“官人无故不上”的罪名，其中规定无故缺勤的官员，每缺勤1天笞20小板，满3天罪加一等，满25天笞100大板，满35天直接判处1年徒刑。
宋朝的处罚虽没这么重，但对于无故迟到、缺岗或者“泡病号”的官员也有惩处，宋仁宗时右巡使张亿弹劾多名官员遁辞生病不赴朝会，朝廷下诏予以严斥，并警告百官，对那些“老病号”则派医官前去检看。
元世祖时桑哥任丞相，特别注重官员考勤，有迟到早退的，一经发现就予以杖罚，有一天赵孟頫迟到了，被抓了个正着，赵孟頫时任兵部郎中，又是当朝最著名的书法家，但桑哥毫不通融，结果赵孟頫挨了板子。
明朝吏治更严，《大明律》规定“无故不朝参、不办公，一日笞十，罪止杖八十”。那时官员上朝不仅很早，而且有段时间还规定不许骑马坐轿，大家只得摸黑提前出发，时间紧张时只得一路小跑。有一次下雨路滑，有个官员怕迟到，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紫禁城外的御河里。
假如说上班迟到还只是打打板子、罚罚钱，那业绩考核方面不过关，后果就更严重了。汉代官员考课结果分为九等，《汉书》说“君课第六”，意思是第六等算及格，第六等以下的就要受罚了，轻则降职、撤职，重则治罪。南北朝以及隋唐各朝对官员考核结果也都作有类似的划分，如唐朝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再分上、中、下三等，算下来就是三级九等。
宋朝对官员考核结果作了简化，一般分为三等，其中“政绩优良者为上，职务粗理者为中，临事弛慢者为下”。明朝则将其形象化，直接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一般要进行处罚，有的降职、调任，有的撤职，其比例通常都不小。以洪武十八年（1385年）为例，当年参与考核的官员共有4117人，考核结果为称职的约占10%，为平常的约占70%，为不称职的也约占10%，另有约10%为贪赃枉法。
官员考核完毕，朱元璋通常还会让礼部大摆宴席，考核称职的官员可以坐着吃，考核较为平常的官员可以站着吃，而对考核为不称职的官员则让其站着不给吃，以此鞭策和警示，至于贪赃枉法的官员，当然只能在牢狱中吃了。
明朝中期以后，吏治又出现了涣散，到张居正改革时着力整理，为此专门制定了《考成法》，把朝廷各部要完成的工作细化成账簿，一式三份，分别存在本部给事中、都察院和内阁，各部每月分别对照账簿汇报工作完成状况，完成一件勾销一件，全部完成后本部给事中、都察院、内阁才出具完成意见，否则按未完成处分。以万历三年（1575年）为例，当年共有未完成事件237件，结果有54名高级官员遭到处分。张居正执政期间，因《考成法》考核不过关而直接被裁革的官员占到总人数的30%，已不是“末位淘汰”而是“末段淘汰”了。
在历代官员考核中，能否勤政、能不能翻开工作局面都是重要的方面，清朝根据官员“四格”标准进行考核，之后评定出称职、勤职和供职三个等级，只有勤于政事并有才能出色完成各项政务的官员才能在考核中脱颖而出。
雍正皇帝在位时，直隶巡抚李维钧上报了所辖各县县令的考核结果，其中对吴桥县令常三乐的考核结果有两条，一是“操守廉洁”，二是“懦弱不振”，也就是说，人是好人但工作打不开局面，李维钧建议调其去管教育，但该意见被吏部否决，理由是常三乐并无明显过失，调整其职务的理由不充分。报告到了御前，雍正皇帝想都没想，直接批示将该官员撤职。
由于体制缘由，古代吏治也有许多弊病和不成功之处，即便考勤考绩，通常也是抓一下好一些、不抓就马上涣散，但调查历代整治懒官和怠政的一些经验，其实也有许多可供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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