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十四万人，船只共4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都以失败而告终，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盼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作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十九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私人的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作“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分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不断瞳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兴趣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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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段叙说里，能管窥出元世祖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猎奇——不知他一生中能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降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不断很仔细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抢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北海的波光与涛声哟，曾经为他心游万仞的豪情伴奏。北海中的琼华岛，是根据“蓬莱仙岛”的传说设计的，元世祖忽必烈最喜欢住在山顶的广寒殿——这是他的月宫。一位住在月亮上的帝王，连梦想都是那么缥缈，清高乃至浪漫。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又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由于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结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好像有多大学问似的，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其实，防不胜防。
我还注意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大——好像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了(是养鱼池呢还是游泳?)意味着人在神面前的谦逊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据说每逢火神诞辰或皇宫发生火灾时，明朝的皇帝必定特派大臣去玄武池畔的火神庙叩头朝拜，祷告神灵多加关照。所以即便在给事物的命名方面，这个民族也不敢夸大其辞，文雅有余而野性不足。果然，明朝是最热衷于细长城的一个朝代，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是最小的。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由一个太监而不是由一个将军担任船长)的伟迹，外交和外贸的色彩较浓，大相迳庭于蒙古人远征日本的那种赌徒式的悲壮。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文明的提高。但对于历史而言，一次失败的赌博或许比一桩成功的贸易更荡气回肠，更令后人嗟叹。我想，明朝正是由于骨子里的保守与懦弱而亡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