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种“君子不器”的取向，外国人就不易理解。1901年吴汝纶访问日本时，一日“山根少将来谈，问吾儿欲专门何学，告以将学政治法律。山根笑曰：贵国人喜学宰相之学，满国皆李傅相(李鸿章)也”!吴氏感觉“其言切，多讽，记以示儿”。
梁启超也有类似经验，他“在日本时，遇后藤君，叩以台湾教育。后藤君谓台湾教育无法办理。该处人入学校，即志在做官，不做官，即不入学校”。梁氏闻此言，“心中颇有感触：岂独台湾，中国全国亦何尝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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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山根能否意存讽刺，他和后藤一样，的确看到了中国人才培训的传统趋向。清道光十五年，针对地方官决讼断狱的职责需要，御史易镜清奏请在科举考试中加试律例，“俾士子讲习有素，起而行之，胸有把握，自不为人所欺”。但礼部却以为，科举选拔的是综合人才，“若于进身之始，先责以名法之学”，必导致读书人“荒其本业，旁及专家”。可见在当时的认知中，学道作人才是读书人的“本业”，而“专家”则是留给其他技术型人才的角色。
附带说，清末留日学生学法政者众，过去很多研讨者视之为政治专业化的新倾向，山根却看出了其与旧模式衔接的一面。这些学法政者常常是看着像“专家”，而其所学实亦近于所谓的“宰相之学”，最能表现“过渡时代”的样态。这样看来，近代的“法政”虽得“宰相之学”的遗传，却也终由通达之学向专门之学转化，逐步构成一种超越古今中西的新模式。至于这样培育选拔出的人才能否更好，恐怕真要“专家”才晓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