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帝王之学如此，宰相之学亦然。好的宰相，主要不靠其本人勤奋，而在能调配百官做事。主管一方的牧令，大致也同宰相一样，重在能用人治事，而无需自为专家。尤其牧令又称“父母官”，在其所辖范围里也是政教兼掌，与君主“作之君、作之师”的取向最为相近。大体上，三者都更多是“因”而不“为”，或多“因”而少“为”。其间当然也有不同，一是“因”的程度不同，越到下面，则“为”的程度越高;二是皇帝最好“垂拱而治”，牧令也可以“卧治”，而宰相不必是专家，却难得清闲，必须日常性地“主持工作”(若政治上了轨道，也可以较轻松;如曹参任丞相，一切延续前任萧何做法，史称“萧规曹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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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不器”的古训，就是倡导一种虚而不实、因此不为的倾向。但这首先是建筑在分工之上，主管者下面还有相当数量“实”而“为”的专门人才;其次这也不是消极的，理想的无为，是调动为者的积极性，以达到无不为的目的。
通过科举的选拔，古人倡导的大致即是一种宰相之学。“读书”主要不是技术、技能性的学习，而是如傅斯年所说“以形成人品为目的”。考试亦同。考生本人成了“君子”，就可以使具有各类才能的人“并至”而“自明”，无需事事亲力亲为(当然做官后也需要在阅历中加强本人治事的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