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曾说及，明清科举考试越来越倾向于培育和选拔通儒。到晚清探索改科考的初期，也还延续着类似的思绪。桐城文名家吴汝纶注意到，张之洞等所议改科举，“欲取通材，亦如学堂议章合治学、治事为一条之意”。而他们的奏折也承认，“名臣之学问、阅历，率皆自通籍任事以后，始能大进”。换言之，治事与阅历直接相关，是很难在学习的过程中培训的。“则当考试之初，亦不过求全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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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科举考试并非求“全才”，从既存读书方式看，也不太可能求全才。其真正寻求的，不啻驭才之才，即可以统整、借用众才之才。另一位桐城文名家马其昶曾对宣统皇帝说，“帝王之学与臣下异：精于兵、农、测算、文学、政法者，为人臣者也;帝王者，用人者也。天下之挟其兵、农、测算、文学、政法以求用者，君子出其中，小人亦出其中”，人君的责任，在于能使君子进而小人退。
这是有长久渊源的思想。《吕氏春秋》以为：“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司马迁说，道家“以虚无为本，以沿袭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故“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道家向为帝王说法，人君先要本身能虚，然后可因;无故意，去我执，方能究各人之情。循其常情，顺而用之，于是“使各自明”而“群臣并至”，自然成为万物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