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斩后奏
1986年7月，文化部新班子第一次召开全国厅(局)长会议。
会上，王蒙提出，要坚决而又慎重地推动文艺体制改革。他说：“我们的文艺政策是一个整体，力戒各执一词与各取所需。我曾劝告一些外国记者，不要用看待香港股票市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文艺形势。”
高占祥作了主体报告，提出文化部职能将有所转变，从搞文化转向管文化。这是他在未经文化部领导讨论的情况下提出的。
此言一出，一片哗然。有人说他在团中央搞“五讲四美”搞得有声有色，怎么一调到文化部就变了。已是古稀之年的文化部原代部长周巍峙也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样讲等于否定了文化部过去搞的活动。高占祥马上找老领导解释，表明自己没有否定的意思，活动今后还是要搞，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政策、管文化上。
1986年8月，文化部通过下属的《中国文化报》宣布，将举办两年一届的“中国艺术节”，第一届将于1987年6月在北京举行，由文化部与北京市政府共同举办。但这项决定，此前并未请示中央。
几天后，中央书记处通知开会，王蒙让高占祥去参加。
会上，胡耀邦表示，搞艺术节的时机还不成熟。高占祥说，文化部研究了多次，时机已经成熟，而且登报了。
每次发言，他都要站起来。胡耀邦说：“占祥，这是中央书记处会议，你都站起来三次了，别再站起来了。”
胡耀邦让他再登一次报，等时机成熟时再搞。高占祥没敢再站起来。
后来，高占祥找到在团中央时期曾同住一室的“老熟人”、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帮忙沟通。1987年9月，首届中国艺术节终于如期在北京体育馆举办。但那时，胡耀邦已不在台上，高占祥自己也被彻底排除在艺术节外。艺术节组委会成员不包括他，开幕式闭幕式没通知他参加，演了什么节目他也不知道。
“鼓浪屿事件”
事情起始于鼓浪屿会议。
1986年11月，文化部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了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季羡林、冯其庸、罗国杰、郑一奇等100多名专家学者到会。
当时，文化产品的属性问题已经争论了三年。文化部的文件、报告中不能出现“文化市场”字眼，否则很可能会被列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范畴，甚至被认为这关系到姓“资”还是姓“社”。
临走前，高占祥的夫人劝他在会上少说话。他在“文革”中曾被打成“黑帮”“反革命复辟集团头子”，1978年才获平反，这让夫人总担心他在“文化雷区”越了雷池。
11月26日，会议继续在鼓浪屿菽庄花园召开，双方为文化产品的属性争得面红耳赤。广州东方宾馆出现第一个音乐茶座后，这类娱乐场所很快发展起来。有人说，这是好趋势、好兆头；有人说，音乐茶座和舞厅的发展使“三陪小姐”越来越多，过去的“红色娘子军”变成了“黄色娘子军”，败坏了社会风气，应该通通关闭。
鉴于会议是学者研讨会，高占祥本没打算发言，却被质疑不说话是有顾虑、怕丢官。他大受刺激，就即席发言，提出党的指导思想已从过去的斗争哲学转化为建设哲学，要树立文化新观念。
在七嘴八舌的追问下，他把心一横，索性放开了谈。他秉持一个原则：具体问题上、中央没有讲的，他可以创造发挥；中央已经讲了的，就不要在会上唱反调。
他提出了文化开放、文化市场、文化竞争和文化经营四个新观念。他说，要由文化“战场”转向文化“市场”，做到“抬头向前看”和“低头向钱看”，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一起来。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关系，是鱼和水、苗和林的关系，只有鱼得水、鸟入林才能活起来。“只要不是借刀杀人就该充分利用，没有力量时一定要借用别人的力量。”
讲话后，会场上议论纷纷。冯其庸当场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一首七言诗《听占祥讲文化发展战略》：“一夜秋风浪拍天，日光岩下聚群贤，文化发展战略好，放眼云城路万千。”
高占祥很激动，即兴唱和了一首：“鼓浪屿上碧浪扬，海风拂衣倍觉凉。脚越雷池心发抖，遥看云际落霞光。”
会议期间，他接受了《深圳青年报》采访。谈到特区文化发展，他说，“排污不排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1982年2月在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上提出“要自觉地排污，不要盲目地排外”)这句话没错，但这句话的立足点是“排”不是“引”，显得有些消极和被动，不能把这句话作为文化的对外方针。要结合特区实际，实行“全面开放、大胆引进、筛选择优、融合创新”，最后落实在建设有深圳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上。
鼓浪屿会议后，新华社一位资深记者写了一份内参，引起中央关注。一时间，发酵成了“鼓浪屿事件”。
中央派人到厦门调走了会议记录、高占祥讲话录音和媒体访问报道等材料。中央电视台不点名地批评高占祥“一切向钱看”。他的讲话被从各报刊上撤了下来，一个记者悄悄告诉他：“不少人都在说高占祥这回完了。”
他被指责为“一个人跑到特区去搞文化特区”。作家阎纲从1986年10月起担任文化部主管的《中国文化报》第一副总编，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高占祥曾在《中国文化报》上发表了“特区文化要‘特’起来”的观点，并就特区文化建设同李瑞环交换了意见，但是没有在报纸上公开讨论下去。
连任仲夷都发表文章提到：“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到这来批评我的排污不排外的观点。”高占祥看着任仲夷的署名文章，感到了压力。
王蒙在接受采访时也表态说，不应该提特区文化。
“我俩就是这样，写报告统一，讲话和写文章各人讲各人的，也不讨论，也不争论。”高占祥说。
一天，王蒙找到高占祥，说上面要求召开党组生活会，让高占祥作检讨。他说：“占祥，文化市场这么敏感的问题，你干吗去讲？这些让专家们去说就好了，你是政府官员。”又说：“你放心，我主持会，会很温和的。”高占祥说：“现在不是温和不温和的问题，现在是是非不明，功过不分。如果五年以后，实践证明我的观点是错的，我会自动检讨。”生活会后来还是没开。
罗杨听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秘书说，中宣部正在全面搜集高占祥的讲话和文章，高占祥得知后，叫罗杨把文化部存的一套讲话和文章统统复印了一份送去中宣部，“省得他们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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