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由于其令人惊异的表现，总是不断引发人们知性的好奇：日本为何如此成功？为说明日本现代化的殊异表现，迄今为止学者们细致地寻找了各种变量——各种日本特殊的或者说有日本特色的要素。二战后的日本自民党（自由民主党），就被认为是这样一种要素，并成为经典案例：从1955年成立到2009年9月大选败北，除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期间外，自民党一直单独执政或在联合政权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政党制度被认为有助于日本的现代化。然而，由于描述变量关系的现代化函数自身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单独分析这些要素，无异于幼童辩斗日之远近。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政党制度，自民党的本质究竟何在？我们需要把问题掰开来看——自民党这个被称为广义“一党制”下的政党，为何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色地将日本引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或者，缩小我们的观察视野而去询问：该党为何能做到超过半个世纪的长期执政？再或者，不惜把我们的格调降低而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强势的政党没有必然发生令正直人士厌恶的堕落，比如世界史中屡见不鲜的独裁与腐败？要寻找可能的答案乃至教益，我们要求助于历史。
1955年11月，日本民主党与自由党这两大保守主义政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史称“保守合同”。该党势力庞大，政治学者北冈伸一在其著作《自民党》中打比方说，它相当于“二战前处于鼎盛时期的政友会、贵族院、枢密院、陆军与海军全部加在一起的力量”。尽管如此，这个力量却未走向专政，遑论暴政，最终在指导日本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关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北冈指出了三点要因：（1）国际上的冷战体制；（2）国内的中选举区制度；（3）党内的派阀（派系）体制。作者指出，如果没有战后日本左翼政党的强势存在，两个保守主义政党不会有特别的动机进行联合。同样，如果日本采用有利于两党制形成的“小选举区制”（各政党在每一个选举区内只能推荐一位代表），那么自民党或者因巨大化而分裂，或者迫使左翼的日本社会党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以成为具有竞争能力、执政能力的政党。如果说这两个要素成为有利于自民党执政的制度条件，那么党内派阀间的竞争体制，则成为自民党活力的源泉。有了活力，党就不会僵化，就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不过，重读日本自民党的历史，让人感慨万千的，既非特定制度令人意外的结果，亦非自民党内部派系为夺得最高权力而进行的竞争乃至斗争，而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演义，主角正是自民党的那些政治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自民党（包括其前身）政治家在战败、被占领的混乱局面中，力挽狂澜，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全面开花——讲和条约、经济发展、美日同盟、冲绳归还，等等，这些成就让人刮目相看。这些奠定日本今日格局的政治成果，在建党不到三十年内便已达成。更让人惊讶的是，自民党政治家几乎是踏着时代鼓点取得上述业绩的。这只是制度的功效吗？非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无其人，制度只是懦弱者的拐杖，而非进取者之利器。在这个意义上，自民党的历届总裁，可以说英雄榜上悉数有名：鸠山一郎、石桥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那么，这些最终执掌国柄的人物是怎样炼成的？自民党的派阀竞争体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
在旁观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党内派系之争并未牺牲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更进一步说，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正是在派阀体制的运作中不断得到揭示、确定与实现的；现代化的各种业绩就是这种利益得到实现的直观表达。
首先登上党史舞台的是鸠山一郎，他于1945年末创建了自由党。该党虽在翌年的大选中获胜，但鸠山却被盟军司令部以战争责任名义“开除公职”。此后数年间，接替他出任党首的吉田茂左右了日本政坛。随着1952年8月鸠山复归政坛，派系之争立刻爆发。据说两者曾有约定，鸠山复出后，吉田将交出党的领导权。但已然执政数年的吉田，此时已不肯放手。此后两年间，吉田-鸠山两派围绕宪法改正、重新军备、小选举区、经济政策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1954年12月，鸠山最终胜出。这种竞争导致了保守主义政党势力衰弱，而左翼社会党则势力大增，俨然有夺取政权之势。对应这种局面，鸠山合纵连横，完成了历史性的“保守合同”。
如果说吉田的政策是占据美国反共势力的一角，那么反吉田的鸠山则是通过推动日本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确立了自己的路线。我们看到，派阀竞争促成了日本长期国家利益的实现。吉田通过“美国一边倒”政策，顺利实现了日本的自立；而鸠山的对抗路线则使得日本重归中间道路。
1956年12月鸠山下台，原民主党的岸信介派与原自由党的各派阀展开竞争。自由党各派联手，最终将岸挤兑出局，石桥湛三政权诞生。作为施政目标，石桥打出了“对美自立”、“福利国家”等课题。然而，由于感冒引发肺炎，石桥于翌年2月毅然辞去了首相职位。此举展现出来的品行之高洁，让当时及后世人们击节赞赏，但亦令人为之惋惜：如果石桥健在，日本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将指日可待。
石桥意外病倒，岸信介顺理成章地成为首相。岸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其后进入当时的农商务省（通产省前身），成为一名技术官僚。这种经历为他出任首相后，在制定经济政策（比如制定中小企业育成法、国民年金法等）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外交上，他介于吉田与鸠山之间，采取对美国不即不离的方针。通过讴歌“自主”、“对等”的观念，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成为他最大的业绩。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在今日依旧有效，足可证其政治智慧。围绕条约内容，日本各界产生了激烈对立，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史称“安保斗争”。岸在宪政框架内，以强硬手段通过条约后，功成身退，于1960年7月辞职。
在接下来的第四任总裁选举中，池田勇人在各派竞争中胜出。池田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后进入大藏省；期间因染病，有过惨淡的生活经历。或许源于这种经历，池田的政策集中在经济上，尤其以贯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闻名。池田当政时，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五年。他敏锐地发现并满足了国民的期待：分享经济发展的实际好处。外交上，池田延续了对美协调的既定政策。1964年8月，喉部发生疾患后，他对国民深鞠一躬，辞去了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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