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功亏“大老虎”
扬子公司为孔祥熙公子孔令侃所办，一向因其以特权套购外汇、买空卖空、走私逃税、牟取暴利而为世人所侧目，被舆论所批评。此次蒋经国到上海实施经管，其手下多次检查扬子公司的仓库，发现存货甚多，如何处理，颇费蒋经国思量。在众目睽睽之下放过扬子公司，对外界无法交代，也影响其公众“形象”；而要查处他的表兄弟孔公子，其难度亦可想而知。9月29日，蒋经国派人查抄了扬子公司仓库，其后又有监察委员抵沪，宣称要彻查。不过还不等小蒋动手，风闻小蒋要拿他开刀的孔令侃果然神通广大，他找到其小姨妈宋美龄向蒋经国说项，未能说通后，他又说动宋美龄搬出其夫蒋介石亲自干预。在国共东北会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于军务倥偬之中仍不忘徇私情，于10月8日自北平飞上海，训示蒋经国放过孔令侃。18日，蒋介石又就监察委员调查扬子公司的举动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业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则可属令雇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事受屈也。”扬子公司被查处事从此烟消云散。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之关系，对孔氏家族这样的官僚资本曲以维护，在国事和家事的天平上，他选择了偏向家事，偏向近亲，实际也说明了国民党反贪腐无法真正深入的原因所在。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亦使蒋经国自感无以面对公众。他承认：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12月21日，监察院发布对于扬子公司的纠举书，“孔令侃有仗势逃税、囤积居奇、非法牟利之嫌，扬子建业公司应受停业处分，其涉及司法部分应移送法院办理。”但最终也不了了之。
崩溃的日子确实不远了。自1948年10月中旬起，上海市场的限价虽还在维持，但可售物资短缺，商店货架空空落落，限价失去其意义，币制改革已是强弩之末，有人公开预见“金圆券的下场也将比法币更惨”。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10月31日，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平均上涨20多倍，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11月1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承认“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至此，蒋经国在上海的首次亮相，以轰轰烈烈开场，以偃旗息鼓收场，他在无可奈何中黯然离开了上海。
11月11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该项“办法”将金圆券一举贬值80%，至此，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此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那般垂直向下，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至1949年5月，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1949年5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1石3亿元，黄金1两兑50亿元，美金1元兑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失信的政权
国民党政府在大陆最后失败前推行的币制改革，实际是以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最终仍然无法避免经济规律的报复，因为“以非经济的办法，应付病危的经济，全系既无把握又无准备的赌博性质之决策，只能短期的麻醉，但求侥幸的成功。卒致失人心，伤元气，毁国信”。尤其是国民党的宣传与实际完全脱节，蒋经国在扬子公司孔令侃舞弊案上的前倨后恭，便充分反映出国民党施政的严重局限性。其实，不只是蒋经国，就是蒋介石又何尝不知“贪腐”对国民党执政的负面影响和杀伤力？私下里，蒋介石也承认“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实牵累不少。此诚内外夹击腹背受敌之时，其严重性实为从来所未有也。”但就在“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时，蒋介石格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亲情关系，不能痛下狠手，反认为这是社会上“以此为倒蒋手段也”，“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由蒋介石此言可知，在对官僚豪门的处理方面，他并不以百姓之“是非”为“是非”，既然如此，他又如何要求百姓以他的“是非”为“是非”呢？
当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时，《大公报》发表评论说：“因为改革币制，因为限价政策，因为物价强抑而复涨，全国人民消耗的元气是太大了”。评论质问：“但是从其中获到利益的究竟是谁呢？”在《大公报》论者的心目中，获利者只能是官僚豪门，他们“不是逍遥海外，即是倚势豪强如故”。国民党及蒋介石既不能严密准备、慎微决策于前，又不能体察民意、善始善终于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短命的金圆券币制改革，自然也就成为国民党执政时期失去社会人心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金圆券改革之初，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但是，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或许还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便化为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而成乌有。此时此刻，如果还要他们“体谅”执政者而不发出应有的怨言和愤怒，实在是难乎其难矣！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滚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疚于中吗？”他直截了当地批评国民党的统治：“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面对民众的怨言和愤怒，国民党高官其实也是心知肚明。当时的上海市市长吴国桢过后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知道金圆券起不了什么作用，他们认为这纯粹是愚蠢无知。而像李铭这样的银行家和商人也对政府怀着怨恨和仇视。中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因为他们被迫交出唯一的一点储蓄。店铺老板以金圆券平价出售了他们的货物，结果弄得倾家荡产，至于穷人就更不必提了，你知道中国的穷人总有些装饰品，诸如金戒指之类，但他们也不得不交出这些东西，最后得到的却是一钱不值的纸币。由此，你可以看到金圆券的致命一击了。”金圆券币制改革不仅完全没有达到国民党政府推出时最初的预想，而其最大的政治意义，就是使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莫大之失败。
探索网声明：文章源于网络，如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