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国府院之间发生一场关于“谁让美国失去了中国”的大讨论。当时，美国政府在支持国民党还是支持共产党之间犹疑不决，使得美国与新中国“失之交臂”。
对立两派争议是否援助蒋介石
1947年，国共内战进入关键的一年，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内部出现了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政治上也十分腐败，不可救药，美国应停止对之军援。另一派同意国民党军事上已处劣势，但认为这是美援不够所致，美国应增加对华军援帮助国民党反共。前者以国务卿马歇尔、后者以魏德迈为代表，展开激烈争论。魏德迈当年访华后提交《魏德迈报告》，建议美英苏共管东北，遭到马歇尔激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不尊重”。争论无根本结果，马歇尔认定蒋介石必败、援助一个失败者会有损美国威望的说法，得到总统杜鲁门的赞同，而魏德迈的主张则在美国国会获得更多共鸣。
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蒋介石恼怒杜鲁门对他态度不恭，把宝押在民调一路领先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威身上，未曾想杜鲁门凭借历史性大逆转连任总统，后者连任成功后迁怒于蒋介石，斥之为“盗窃美国7.5亿美元援助的窃贼”，开始试图以其他代理人取代蒋，甚至暗中和中共接触。
但当时冷战氛围已经渐浓，美国国会和共和党人对杜鲁门“放弃反共”的批评声浪很高。预见到中国大陆必将“赤化”的杜鲁门试图出台一份报告，解释“国民党必败”的道理，以推卸自己“任由中国大陆落入中共之手”的“历史罪责”。早在1948年11月，杜鲁门就想出台这份报告，无奈选战空前激烈，迫使他不得不暂缓出手。
“艾奇逊白皮书”两面不讨好
1949年5月，中共已占领南京，国民党即将失去整个大陆，杜鲁门政府意识到不能再拖，遂指令国务院成立“艾奇逊小组”，以前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翟世普领衔，包括各方面专家80余人，负责编纂《中美关系白皮书》，当年8月5日正式发表，即广为人知的“艾奇逊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从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至1949年李宗仁致信杜鲁门，叙述了105年的中美关系，全文8章，附件8份，长1054页，其中绝大多数篇幅都用于叙述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及对蒋的各种援助，并引述和使用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一手文献。白皮书中辛辣抨击了蒋介石政府的腐败无能和无可救药，力图证明“美国在合理范围内不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中国大陆被共产党占领的结果”、“中国现状是内因而非外因所造成”。很显然，白皮书的长篇大论，所要阐明的主旨无非是两条：失去中国的罪魁祸首是蒋介石和国民党，而不是美国、尤其不是杜鲁门政府的决策失误;美国将不再援助国民党和蒋介石政府，但也不承认中国共产党。
当时宋美龄尚在美国，而美国国内亲国民党的议员团体对白皮书反应强烈，几天后，这些号称“中国游说团”的国会议员发表备忘录，声称白皮书是“长达1054页的、对政府失策的掩饰”。
由于特使黄仁霖的努力和亲国民党美国官员、议员的帮助，蒋介石在白皮书发布前3天就知道全部内容，并对美国的推诿和抛弃“深感愤怒”，在蒋介石父子的日记中，这种愤怒情绪俯拾皆是。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政权危在旦夕，蒋氏父子唯恐进一步激怒美国，斟酌再三，仅在8月16日发表区区330字声明，称“无意对此争议加以分析，以致有损中美两国人民传统友谊，以及民主集团共同目标”，并表示将在适当时机对白皮书所载“各种复杂问题”详加说明。剔除种种“为尊者讳”的曲笔和难言之隐的饰词，有一点是明白的，即当时甚至现在，国民党方面坚信，是美国军援不力才导致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
白皮书得罪蒋介石，也触怒了中国共产党。自8月5日白皮书发表起短短十多天内，毛泽东相继发表《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3篇文章，将“艾奇逊白皮书”概括为“美帝国主义无可奈何的自供状”，更在8月28日发表《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一文，提纲挈领地发起对白皮书的“总攻”。当时中国大陆尚有许多人对美国心怀幻想或惧意，毛泽东希望借批判白皮书，在中国统一认识，同时也借此结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路线、方针的争论，统一到对苏“一边倒”上来。
“2050号报告”深远影响美对华政策
对白皮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1950年，当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两天后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中美一度混沌的关系突然再度清晰起来，杜鲁门政府也出于美国战略需要，重新支持起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府。白皮书受到杜鲁门自己的刻意漠视，却被共和党人不断拿出来抨击，以证明杜鲁门政府的失策，抨击白皮书以表明“反共决心”则成为冷战加剧环境下的风尚，其代表性产物，则是1952年的美国国会第2050号调查报告。
这份由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民主党反共国会议员为主抛出的报告，将失去中国大陆的罪责归咎于美国远东政策的改变，又将这种改变的责任，归咎于“混入国务院的‘太平洋学会’分子”。在这份报告中，编纂者认定起草白皮书小组的成员、“太平洋学会”的美国“头号中国通”费正清以及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是“苏联阴谋明显且自愿的骗子”。当时的民主党国会议员约翰·肯尼迪就公然指责费正清、李提摩太是“共党同路人”、“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而国会报告中更将“把中国大陆送给中共”，称为“美国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之一”。
几十年后的美国学者普遍认为，“2050号报告”过高估计了二战后美国在中国事务上的发言权，将中国大陆的政治、军事走向认定为仅凭美国的取舍好恶即可决定之事，更把反对或不赞成增加对蒋军援的国务院人士和学者统统贴上“反共”标签，导致相当一部分“知华派”官员长时间被摒弃于国务院之外，严重影响此后几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研判。这种风气达到高潮时，部分参与白皮书编纂者甚至遭到美国情报部门调查和司法诉讼，直到60年代末才告一段落，但“2050号报告”及其内容至今仍被美国、台湾和大陆某些人，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添枝加叶反复推出。（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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