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帝逊位（1912年2月12日），到“二次革命”发动（1913年7月12日），只有短短一年零五个月。但这一年多里，国内政局动荡剧烈，真可谓瞬息万变。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由于受革命史观影响，研究者多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评价“二次革命”的积极意义，抨击袁世凯政府倒行逆施。近年来，学界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包括一些颇具知名度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内，对“革命”似乎很不感冒，他们把后来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归咎于“二次革命”。
显然，上述两种偏向或多或少都有悖于实事求是精神，难以令人信服。
“二次革命”多此一举？
“二次革命”既已发生，那就有其必然性。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去讨论它该不该发生，而是要尽可能地弄清楚革命发生前那一段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宋案”的真相，从而回答“革命为什么会在很短时间内再次发生”这个疑问。对于革命本身以及革命失败之后的一些关键史实，也需要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评判“二次革命”，才有足够说服力，也才有意义。
而到目前为止，学界恰恰在以上各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是过去五六年来，我研究“宋案”及民初政治史其他问题，所获得的感想之一。
我是从2010年初着手研究民初政治史的，直接原因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即将到来，觉得有必要做一做相关课题，深层原因则是自己一直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几年来陆续发表了若干篇论文，都是聚焦本时期重要的政治事件及政治人物活动的，如“北京兵变”的真实内情、有贺长雄（袁的日籍顾问）与民初制宪活动、袁所聘高等间谍青柳笃恒的行止、民初三种袁世凯传记出台内幕等。同时系统考证了卷入“宋案”的几个关键人物，如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应夔丞等各自在该案中扮演的角色，并对“陈其美主谋杀宋说”予以辨正。还有一篇还原“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论文，不久也会发表，其中有些核心事实是以往学界不清楚的。
也许在完成了1912年到1915年间一系列具体问题的研究之后，回头再讨论“二次革命”的前因后果，我们才会有中肯的认识，才有资格对之进行评判。
被遗忘的袁世凯密档
历史问题研究的推进，离不开新史料的发掘利用。我有兴趣重新审视民初政治史，也是因为自己有机会利用目前尚未公开的一些稀见史料。具体来说，就是当年袁世凯的心腹、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别号叔度，兼任袁政府国务院参议）保留下来的一批珍贵档案。
该档案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流落日本，大概以1912年前后及1915至1916年时期为主，内容多涉及南北议和及复辟帝制；另一部分是上世纪50年代初，由当时清华历史系的吴晗等购藏的（有可能从曾彝进本人或曾家后人手里买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历史系并入北大历史学系，这批资料就一并带了过来，它主要是1913年到1915年间的档案。
流落到日本的那部分档案，前些年经整理，大多已收入2013年河南大学出版的《袁世凯全集》，另外又有影印本单独发行。而留在北大历史学系的部分，因为没有目录，无法利用，一直不曾对外开放。后者内容大体涵盖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与“刺宋案”有关，主要为1913年3月20日“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方面如何应对，而不是袁如何策划“刺宋”的材料。第二是“二次革命”前后，袁世凯一方如何对付国民党，包括制宪活动，收买日本间谍监视在日国民党人活动等等。第三则是反映“二十一条”交涉过程的。这批档案总量不是很大，但涉及民初政坛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幕。二十多年前我还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就知道有这些档案，当时未予以特别关注。直到2010年着手研究民初政治史时，才决定重新翻阅利用。
说到曾彝进这个人，虽然不如同时期袁政府其他主要官僚那么为人熟知，但他的地位其实很特殊。他是四川华阳人，清末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师从有贺长雄，归国后任职于清廷工部、邮传部、大理院及资政院，民初曾任约法会议议员、政事堂参议。因精通日语，袁世凯与日本方面打交道，通常都要经过他，比如袁与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及日本驻华公使联系，他就是联络人。作为袁世凯的心腹，他参与过多次机密活动，因此所保留的档案里，有不少罕见的材料。
曾彝进写过《我所经手二十一条的内幕》一文，收入荣孟源、章伯锋主编的《近代稗海》第三辑。内容仿佛野史奇谈，又无其他史料佐证，让人真假难辨，故一直没有受到学界足够重视。但与北大历史学系所藏上述档案作一比对，我们就会发现，曾氏《内幕》一文提及的许多事，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可信度相当高，很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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