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极端残酷的政治环境下,我们看到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实施了“精神自宫”手术。一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弄个楹联和挖苦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雄心壮志,潜心于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当 时,由于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大部分汉族知识分子都将精力倾注到了考证之学中,由此导致清朝的“小学”空前发达。纪晓岚既然身处其间,当然也不能例外。在《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五《姑妄听之》部分的序言中,他就坦承:“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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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年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这其实是一段多少有点辛酸的“自供状”,它表明了纪晓岚从事文化事业50年来的心理演变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纪晓岚在三十岁以后,也曾经有过“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的慷慨激昂的阶段。但自从开始受命领衔编纂《四库全书》之后,这种梦想就完全破灭了,他又重新折回到了繁琐而细致的考证之学里面,从此不再抱“名山事业”的非分之想,而是老老实实地去做他安稳的“观弈道人”的生活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