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简介： 中国近代民族意识觉醒：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一批进步爱国知识分子。因而研究鸦片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一项重要的课题。
二、民族意识的觉醒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很早就形成了民族认同心理和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成为一种巨大的凝聚力，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古代的民族意识是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以夏变夷”等观念为核心，具有狭隘性、封建性，往往为统治阶级或少数个人野心家所利用，产生许多消极的影响。如鸦片战争前，中国官绅为狭隘的民族意识所束缚，对来华的外国人统称为“非我族类无文化的野蛮人”，或“夷”、“狄”等等，认为“夷性犬羊，难保不生事端，要加以隔离防范”。因此，他们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是顽固守旧，盲目自大，就是媚外祟洋，妥协投降。只有少数进步士人和官吏继承了传统民族意识中爱国、反侵略的优秀遗产，并在反侵略的斗争过程中更新了观念，给传统民族意识注入了新的内容，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开端。
由忧患意识的复苏而导引的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是一个逐步扩展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上。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首的外国资产阶级对中国大量走私贩卖鸦片，使黑色毒流横溢中国。在林则徐等人的呼吁、倡导下，中国出现了声势浩大的禁烟运动。林则徐到广州后，即表示了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决心：“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22）”林则徐和广大民众要求禁烟，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是为了保护中华民族的切身利益。他们还初步认识到保护利权问题，认为“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23）”从而开始提出保护和挽回利权这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在禁烟过程中，林则徐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中国法律尊严这一原则。他多次向外国人申明，凡侵犯中国根本利益，违反中国法律的外国人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他强调“法当从严”、“法在必行”、“我朝法律十分严密，决不许将该项鸦片带入港口”、“凡经营买卖鸦片之不法商人，一经发现，必受惩罚。（24）”林则徐要求外国来华者遵守中国法律，并书写不夹带鸦片的具结，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是不言而喻的。禁烟已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具有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的性质。
民族意识觉醒还表现在努力寻求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之道上。鸦片战争中，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和官绅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抗英斗争，表现出抵抗外侮的绝大勇气。但战争却以中国失败而结束，这使他们震惊、悲愤，也使他们逐渐清醒、冷静，开始反思。鸦片战争前，许多进步人士都感到危机的来临，对时局表示担忧，但如何使中国摆脱危机，却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往，中国士人在文化专制和闭关自守政策的禁锢之下，只知“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25）”对中国之外的世界茫然无知，“中国书生，狃于不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卒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26）”因此一般人只能以古代汉族统治者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种种方法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结果不能奏效。面对严酷的现实，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比较冷静地分析失败的原因和总结教训。他们通过比较分析，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使他们突破了闭关锁国的狭隘眼界，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大势，并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改良政治、改革经济、改变学风的思想。此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解放的爱国斗争，始终是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社会进步潮流联系在一起，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两大主旋律。这是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一大特色。
民族意识的觉醒还表现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产生。爱国主义是世界各国人民都具有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深厚感情，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中华民族是具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民族，在古代历史上，爱国主义的光辉耀眼夺目，进入近代后，爱国主义更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近代爱国主义与古代爱国主义相比，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古代爱国主义主要表现为中华民族内部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压迫，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以及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腐败和专制的斗争，往往通过中华民族内部各族、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展开。近代爱国主义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伴随着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和中华民族的日益觉醒，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地丰富，发展、升华，从林则徐、魏源到孙中山、毛泽东，近代爱国主义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反抗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侵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为主题，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近代爱国主义具有突出的民族性。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因而近代爱国主义表现为统一的中华民族同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中华各族人民都在这一斗争过程中做出了贡献。鸦片战争中，汉、满、蒙、回、藏等各族军民都参加了抗英斗争，涌现出许多杰出的爱国者，汉族中如林则徐、关天培、陈化成、葛云飞、谢朝思等人；满族中如海龄及在镇江浴血奋战英勇牺牲的千余八旗官兵；蒙族中如两江总督裕谦等人；藏族中如川军将领阿本穰、哈克里及数百名金川藏兵等人。他们的英勇斗争表明反抗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成为中华民族各族人民共同的神圣事业。
（二）近代爱国主义具有广泛性。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列强的蹂躏下，“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紧迫、最严峻的课题，因而爱国主义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旗帜。爱国不分先后，爱国不分大小，爱国不分阶级，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进步人士都为救亡图存而奋斗，爱国成为他们的共同点，近代爱国主义具有最大的广泛性。
（三）近代爱国主义具有人民性。人民是爱国运动的主体，离开了人民，任何爱国救国方案都不能达到目的。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可贵的一点就是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反侵略斗争中显示出的伟大力量，他们都主张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抵抗和打击外国侵略者。林则徐认为民心可用，允许人民团练防御，可持刀杀贼。姚莹也主张依靠人民力量来抗英御侮，她称：“广东夷不入城，良由官民同心之力也。如此可用之民，前人不惟不用，且更摧抑之以悦夷，海内同声愤恨久矣。（27）”魏源驳斥投降派污蔑人民为汉奸的说法：“若谓闽粤民兵虽可用，而多通外夷，”那么“何以广东之斩夷酋，捐战舰者皆义民？两禽夷舶于台湾，火攻夷船于南澳者亦义民”（28）。他高度称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称“三元里之战，以区区义兵，围夷酋，斩夷帅，歼夷兵，以款后开网纵之而逸，孰为我兵陆战不如夷乎。（29）”因而主张招募壮勇以抗英，他指出：“广东岸上力作之人与水中渔贩之人，其技勇皆欧罗巴人所不及，若挑选此等人为兵卒，可谓一等壮勇之兵。（30）”这种重视人民力量的爱国主义思想同仇视人民，害怕人民，摧毁人民爱国力量的投降派的无耻言行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一个特点。
（四）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古代爱国主义往往同忠君相联系，君主利益高于一切。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已成为最高利益。随着清朝统治者不断地误国、卖国，随着民权观念的传播和深入人心，近代爱国主义逐渐与忠君相分离，到辛亥革命时期，则已与推翻君主专制统治紧密相联系。这种以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的近代爱国主义，从林则徐开始就出现了转机。诚然，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的知识分子既爱国，也忠君，如林则徐所写：“人事如棋浑不定，君恩每饭总不忘。”“雷霆雨露总君恩”等等。但是，他们在忠君的同时把禁烟、抗英放在第一位，赴汤蹈火，“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当遭到诽谤、罢官、流放时，仍始终保持民族气节，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坚持反侵略立场，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忘探索救国救民之道。林则徐所写的名句：“苟得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反映了鸦片战争时期进步知识分子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崇高精神。以此为契机，近代爱国主义开始超越忠君的狭隘境界。
近代爱国主义的产生，成为中华民族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又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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