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韩暨既以善抚东夷,对东北事务极为熟悉而著称,盖因其早年随父入高丽而为高丽一方所重有莫大关系。韩氏归齐之时所率五百余户中,像韩暨这样的人物应该也不在少数,那么除去这归齐五百余户,是否仍有被留在高丽的山东之人便可想见了,此外高熲作为开皇重臣,其族属也颇值得怀疑,“高熲字昭玄,一名敏,自言渤海蓨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暠,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高熲自言渤海高氏,其并非山东高门可知,而从其祖曾没于辽左一语来看,辽左乃高丽之地,疑其出自高丽高氏。如此一来,笔者臆测山东旧齐之地通过这样一条纽带与以高丽为代表的东北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而与山东相得的杨勇便通过这种方式将其势力延伸至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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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杨勇与高熲、刘炫之不愿征伐高丽的态度或可从中得以解释。而其与高丽之间的暧昧与携突厥以自重便如出一辙。这一点从韩暨墓志似亦可证,上引录文中提到,开皇十年,韩暨被从东北敕追入朝,理由是其久在边疆,劳苦功高,命入朝将养。开皇十年正是隋朝南平陈之际,据考,隋文帝与杨勇的矛盾渐显正是在开皇十年左右。而也正当此之际,隋丽关系出现了某种破裂,“开皇初,频遣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拒守之策”。在十年之前,隋丽关系尚属和谐,其中应有韩暨这类人物从中调和之功。但正当双方关系恶化之时,韩暨却被调回中央,令人颇为不解。若将隋文帝与杨勇的矛盾置于这条线上,或可得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