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关外要塞锦州落入清军之手，小朱皇帝吃不消了，便与兵部尚书陈新甲商量，要与清军议和，以便腾出手来对付李自成等农民军。按说，从当时和事后来看，这一决策都极端英明。可几天之后，小朱皇帝变卦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议和之事不慎泄密，经过如下“一日，马绍愉从边关发回议和条件的密函，陈新甲置于案上，其家童误以为是《塘报》，交给各省驻京办事处传抄，事起泄露，群臣哗然。”按说打战这种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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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自程朱以来中国的士大夫多有股偏狭之气，所谓“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更何况要跟这么一个夷狄站在平等的地位来议和。这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中都是常被视作奇耻大辱的。不信，你看汉朝对匈奴的和亲，被士大夫讥讽得什么样子。再不信你看北宋与契丹的和议常常为了名分，如我两国到底是兄弟之国还是叔伯之国争论不休，甚至不惜花钱买个名分。即使到后来西方列强凭着坚船利炮进来了，国人此种心理亦然。《南京条约》一签订，当局最痛心的不是割地赔款，也不是关税协定，而是开埠通商。
碍于所谓的公议，崇祯没了主意，他铁定了不愿承担议和的罪名，所以他想了想，决定弃卒保帅。当群臣来质问他向他要个说法的时候，他把一切都推到了陈新甲的头上。于是陈新甲理所当然地下狱，理所当然的被处死。值得一提的是，关在牢里的时候，陈新甲还天真地四下打点，想保住性命，可崇祯杀人灭口之意已决，陈新甲冤死菜市口，帝国也由此失去了一次绝好机会。但崇祯还有一次更好的机会，那就是跟另一个敌人李自成。
